因为广告很多 还被通报批评

　　王巨忱（84岁，天津日报原业务科科长）

　　因为广告很多 还被通报批评

　　老人耳背，戴着助听器，要凑拢跟前说话才听得清，但记忆清晰，当年很多细节仿佛历历在目。

　　人老了，眼前的事记不住，几十年前的事倒记得清楚。恢复广告这件事，是石坚同志提出扭亏增盈，要扭亏，除了扩大发行，就是登广告。

　　石坚同志把我调回来抓广告，我首当其冲要往前冲啊。但是经过了“文革”，人们思想意识里早把广告淡忘了———那期间是不允许登商业广告的，报上只有一些文化类的广告，比如样板戏的预告。那么，我往哪儿冲呢？骑辆自行车，挨着上各单位做工作，天天和厂里的供销科打交道。

　　拉广告，我一个人不够使，找到经理部郎振宗，想多要几个人。他说没那么多人手，“老王你就拳打脚踢吧”。我怎么办，只有自己拳打脚踢了。那时候真是苦。我还记得厂子主要在大王庄一带，路远，骑车去，满地满身都是泥。

　　后来我想，这种干法完不成任务，要缩小包围圈，主要考虑那些和老百姓生活关系紧密的产品，要首先考虑名牌。天津当时的名牌就那么几个：蓝天牙膏、金鸡鞋油，好像蓝天牙膏是唯一出口的产品。光找厂长还不行，要找主管部门，当时天津8大行业都有主管部门，还是统购统销。天津牙膏厂的产品就是百货站包销。要说动企业登广告，必须上头发话。

　　我找了工业管理处，请他们开个会，给企业提提：“现在天津日报恢复广告了，谁家生产的东西找不到门路，可以找他们。”最后报社、企业主管部门、天津牙膏厂3家定下来，由牙膏厂先登一次试试。

　　接了第一笔广告也不敢登太大啊，都是放在3版最下方的位置，通栏，差不多六七公分高。好像广告登出来以前，内容还让石坚亲自看了一下，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才放心排版。

　　登牙膏广告前，我还想到，光是排几行文字，太不美观了。当时又没能把产品拍下来，怎么办呢？正好百货站的供销员能画几笔，就找他把牙膏的样子画成插图，这样看上去效果要好些。还从广告费里扣出钱给他做润笔，我记得不是8元就是10元。

　　广告费是多少？记不太清了，700多元还是900多元，反正算是挺贵了。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

　　到（上世纪）80年代，主动上门打广告的就多起来了。多的时候要排两三个月才能见报。有一次过节，天津日报搞了20版，广告很多，因为这个还被通报批评了。

　　想让广告醒目

　　尝试登在报眼

　　郎振宗（88岁，天津日报原经理部经理）

　　想让广告醒目

　　尝试登在报眼

　　改革开放后天津登出了第一条广告，这不奇怪。天津工业、商业都有，100多年前还是和上海齐名的金融中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天津的经济实力都很强，仅次于上海，排全国第二。就说《天津日报》，也是很有改革精神的，1949年1月17日出第一张报纸，11月就实行工资制。因为有广告支持，是第一个不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报社。

　　我1949年进城就在报社了，1960年到经理部当经理，印刷、发行、广告都归经理部管。“文革”后报社出现亏损，怎么办？只有开源节流。当时浪费大啊，“文革”前一吨纸印44000份报纸，后来只能印3万份了。至于开源，最直接的就是恢复广告了。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报社就有人议论，能不能恢复商业广告。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乱动啊。后来我找到石坚同志，跟他提了这个想法。这个我不谦虚，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石坚没有考虑太久，说，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佩服他的魄力，做第一个的压力肯定很大，他是报社领导，出了问题要负最大的责任。

　　接下来就是登多大的问题。说实话，登太大了我们也不敢；再有当时报纸就4个版，广告发得大，正文内容就少，编辑也有意见。

　　到1980年广告就多起来，有的厂家提出登得醒目些，就尝试在报眼登，5000元一次。接下来就不局限于只接天津产品的广告了。

　　这一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的日报一起开会，商讨本地产品如何在外地报纸刊登广告。河南日报也来了。这件事后来影响到了全国范围。湖北日报召集省市区一级的日报在武汉开会，会上就明确，你也可以给我介绍广告，我也可以给你介绍。比如天津日报介绍给湖北日报的广告，可以拿不超过广告费5%的手续费。后来辽宁日报在沈阳召集了全国报社广告会议，中央媒体也参加了。原来给人民日报介绍广告，不收，后来也开始收了。

　　到这个时候，原来还靠行政部门做工作，要求下属企业登广告的情况基本没有了，比较市场化了。

　　现在想起来，天津日报第一个恢复商业广告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天津不当第一，上海要当，上海不当，别的城市要当。广告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文革”前，英国的奥斯汀汽车都在中国登过广告。改革开放了，广告迟早要恢复起来。

　　本报记者 孙耒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