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30年的货币发行机制，1978年到1994年完全是败笔，它既未延续计划经济人民币与流通实物挂钩的做法，也没有回归解放前的银本位，而是听命于政治目标的指令，在拨乱反正时期表现为偿还旧债的迫不得已，在短暂的银行经济中则是意识形态较量的牺牲品。

　　直到2007年上半年还保持成功的美元经济，主要内因是货币发行摆脱了人为的控制，在汇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数量是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和供给关系的映射，数量众多勤劳工作的农民工决定了高能货币的投放，而克林顿时代打下的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和格林斯潘在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低利率的宽松的美元政策，无疑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2001年以后美元有序地持续贬值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全球市场。

　　客观地讲，美元挂钩机制是选错了对象，但赌对了时机，不过它的成功仅仅是阶段意义上的成功，美元绝不是人民币可信赖的终极选择。这种机制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否稳定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经济的表现。

　　去年以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反向走势，就已经说明钉住美元的人民币发行机制面临被撕裂的危险。2008年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在全球引发的海啸已重创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元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迅速缩水，出口也受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高企的拖累。这也预示着美元经济的美好时光已一去难返，人民币与美元的切割只是时间问题。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往往满足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对制度的变迁“雷声大雨点小”，对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般性规则，如私有产权、政府与财产及资源的分离，却敬而远之，不敢走近。在前半段困惑于姓社姓资的无休争论，在后半段掣肘于既得利益的熟人网络，改革始终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看似花样繁多，实则表相百变而无根本之用。

　　这种状态也反映在货币制度上，央行及货币的独立性悬而未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遥不可期。人民币的下一个锚地在哪，事关中国经济的前途，至今也未见广泛的探讨，谋略规划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下，货币制度如果跟着感觉走，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