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诗人”的应景诗广泛地消融在以下三种文本载体中：一是汗牛充栋的官员人物叙事文本，叙事作者在介绍官员的时候往往会渲染官员的文学素养并引用官员创作的诗句；二是各种公开场合的官员题词，它是一种集成了中国诗词和中国书法的代言艺术，成为官员展现其社交素养的一种基本技能。三是官员出版的诗集。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官员出版诗集的情况，但是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多数官员都会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自己多年来的应景文字出版成书。这种时尚甚至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优雅式腐败”——据2008年9月8日出版的《瞭望》周刊透露，近年来内地大大小小官员已出书成风。仅以湖南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短短几年出版一本书法作品集和一本诗集，并以摊派发行的方式创收3000多万元。

　　第三，官刊体制诗：“官刊”指由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审批、由国家文艺单位主办的文艺报刊。“体制诗”指以官刊为主要传播载体并接受“体制美学”检验的诗歌作品。中国所有官办文艺刊物的宗旨可以归结为：培养社会主义文艺接班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种功能定位隐秘地引导着中国的官刊不断对其作者进行身份检查，将那些具有明确体制身份的写作者圈定为官刊的有效作者，从而降低办刊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一来，中国的官刊成为从高层到基层的大大小小官员的发表园地。这是身份检查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美学身份”的检查。文艺官刊的编辑实际上是国家的“美学警察”，通过发表/不发表、创作培训等方式来不断规训出合格的国家文艺工作者。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官员诗人”显然是最容易通过双重“身份检查”的合格创作者，也是“官刊体制诗”的主要创作群体。

　　以上三种诗歌文本基本上构成了“官员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全貌。随着科层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加剧，“官员诗人”在内部也逐步分化为专业和非专业两种。前者是指在国家文艺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诗人”，后者是在其它国家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诗人”。此二者虽然出现了官僚部门的分化，但在作协等半官方化的群团组织中又实现了横向的联系，从而共同构建起“国家文艺工作者”的人力资源体系。

　　在纸质出版物占绝对优势的19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经由国家文艺刊物和出版社正规出版的诗歌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大大小小的“官员诗人”手中。但是，由于“官员诗人”已从科举时代的“显身份”退出，进入“隐身份”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官员诗人”这个群体的存在。

　　终结的传统

　　正如前面对“官员诗人”的三种文本的分析，官员写诗在当代中国官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这种官场惯习是一份来自传统的文化遗产，它将继续支配着中国官员的日常趣味。此外，由于当代诗歌写作承载着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官方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注意引导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官员诗人”的主流传统。很难说，这种意图是否可以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诗人”这个具有历史传承的群体并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会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继续丰富和延伸。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官员诗人”虽然继续与诗歌这种文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专业的分化，他们已经退出了“艺术引领者”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极少数的专业诗人。就整体而言，当代“官员诗人”已不可能像古代的“官员诗人”一样创作出他们所在时代的最杰出的诗歌作品。因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官员已不可能投入到当代诗歌的先锋性探索中去。这个问题也反向说明了当代诗歌创作与传统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并不是在否定当代“官员诗人”的存在价值。作为一个有着千年传统延续的存在主体，“官员诗人”依然在当代极富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体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他们的“酒桌段子诗”，虽然在文学这个价值向度内毫无意义，但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大量在文化观察上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文本。

　　“官员诗人”的复苏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喧哗。但是，将2008年的“官员诗人”现象仅仅视为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新闻泡沫，却是一种肤浅的失察。即使是从“短时段”来看，“官员诗人”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果把观察的时间尺度稍微拉长一点，将“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官员诗人”这些哗然一时的热点现象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的现实背景。

　　留意官方媒体文献，我们会发现，“官员诗人”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各种主流的新闻叙事中。但是直到2008年，这种日常关注才转化为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热新闻”。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官员诗人”这一话题的传播在广东地区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动。除了广东地区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2000年以来，来自广东的诗人和媒体人自发推进了一场持续性的“诗歌大省”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已被官方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宏大叙事中去，而“官员诗人”的话题恰巧构成了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从“老板诗人”到“打工诗人”再到“官员诗人”，这一系列概念的策源地均在广东。它展示了一个南方经济大省对当下文化进行干预的特有模式。“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和“官员诗人”并非广东独有，但活跃在广东地区的这些主体最早以“概念炒作”的方式将自己推到时代的前台。

　　“概念炒作”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技法，它往往发生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地区：第一，工业经济发达；第二，商业意识形态相对成熟。以上两个条件在21世纪的广东地区最先发展到了完备形态。前者是“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官员诗人”跃上历史舞台的经济基础，后者为这些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态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但是，相比之“老板诗人”和“打工诗人”，“官员诗人”显然要特殊得多。因为“官员诗人”并不是“新新人类”，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恒常存在。新经济形态只不过是刺激了“官员诗人”在身份意识层面的复苏。这种复苏同时也预示着“官员诗人”传统的某种终结。因为，新经济形态及商业意识形态的崛起必然会进一步瓦解“官员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商业话语的介入，“官员诗人”甚至无力在这个时代为自己举行这么声势浩大的“复名仪式”，然而反向观之，这又是一次“合谋”。这是“官员诗人”在新经济崛起的年代继续延伸其历史存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