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科尴尬：“我们跟中医一样”

　　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占星学家就成了科学。既然主流科学不能提供解决理论，那么科学家和普通人在某些层面上也就平等起来，比如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农民。他每天观测早上的太阳的异常，据此预报地震。“他一般说3天以内会有大地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的有地震。他前几年每年给我们预报10次左右，大概有8次能对上，只是说不准地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农民观测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这在公众看来则有些怪异，如果一个农民的理论能预报地震的话，科学在干什么？不过孙士钅宏说，什么是科学呢？“科学这个词啊，”他说，“可以说任何一个地震预测方法，我都说不清楚，我相信其他专家也说不清楚。”

　　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预报学界需要重振，前提是，地震之前到底有没有前兆？如果真没有，那预报也就无从谈起了。“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还要活下去，要探索出一条路。”梅世蓉说。国家地震局开始大规模总结之前的地震震例，总结出的60个震例中记录了921条前兆异常。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地震是有前兆的，预报有意义。

　　到1980年代后期，一套预测实用化的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将前兆的识别和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的这些前兆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于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机理问题不解决，就如同老中医，方法可能很灵，但为什么灵还不知道。何况现在这中医还不怎么灵。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中国地震局下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好了给你提点奖励，我们一个项目好的时候一万多或两万块钱这种奖励，别人搞工程或观测的可能就几十万”。

　　学科特点如此，发表论文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周总理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而且，“几年前北大的老教授就跟我说了，今后三五年别指望我们北大地球学的人到你那儿去”。

　　陈学忠形容目前地震预报的惨状：“我们所过去是十几二十个顶级专家在搞，现在就是个别的人在做。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才搞预报。”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一千多个地震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其中有诸如监测地电、地磁、重力等数据的台网。梅世蓉说：“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我们测的数据，最后跟这个地震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说实话我们不知道。”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说，“反过来，你知道监测什么东西有用呢？”既然尚无理论突破，也只能多途径先探索。

　　好在这些台网在汶川地震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三十多年的进步，不过是汶川地震后能迅速找到震中。

　　【四】恩怨情仇：主流“拼盘”与非主流“突击”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由此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

　　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地震局系统对于此次汶川地震不曾瞒报的自信，多少可以解释为基于技术无奈的自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直截了当地说：“瞒报？没有这个水平，不到这个地步。”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耿庆国被称预报了这次地震。据称他之前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正式场合给予否认，称这次地震前，“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看到网上说谁谁怎么预测了这次地震，他想跟帖写一些反驳的东西，“结果老是不给登，贴上去就被删了”。

　　对于这则消息的反应显示了如今地震学界主流与非主流的分野。耿庆国被认为是地震研究的“非主流学者”，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耿自称该团体是一个“弱势团体”。他的支持者、该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进一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地震学界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打压历来就有。”

　　对于厌倦者来说，“非主流”的耿庆国就像个总在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每次都欲哭无泪，在流血。凡是发生地震以后都说他预报准了，甚至全球大地震、水灾、雪灾等等灾害，都是他们预报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说，“你每隔两天就预报一个地震，不用百八十个，你就报10个，碰上一个你就说，你看我报准了，你怎么不听我的？我怎么听你的，我要是政府我怎么听你的？”

　　而对于支持者来说，耿庆国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备受打压。“老耿给我印象最强的：非常沉重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巨大的正义感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陈一文说，“而且他没有任何资金，没有助手。中国地震局所有工作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能够在地震发生前给当地的老百姓打个招呼。而老耿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执著？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安危。”

　　事实上，“主流”和“非主流”之间还有另外一段“公案”，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唐山大地震是否漏报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临门一脚失败，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其时梅世蓉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而分析预报室下属两个组，其中一个专门的京津组负责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组长为汪成民。耿庆国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陈述，从汪成民和耿庆国接受杂志采访时的回忆来看，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而梅世蓉则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是他真有这个预报意见，我不支持他，主持会议的人也不支持他，我们这些人都该拉去枪毙。”“他现在到处传播，老百姓都认为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情，我成了罪人。”

　　事件的另一方汪成民、耿庆国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历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纷争和40年沉浮，当年一起被周总理鼓舞的地震学者们已相隔甚远。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认为地震预报不一定非要划主流和非主流，“所谓非主流，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也要尊重他们。”他说，“即使瞎子摸象也不失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知识来源，只要瞎子们报告的，确实是摸到了大象实体部分的真实情况。”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很多国家政府不直接负责预报问题。”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马宗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努力做这件事。”

　　由此也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技术现实和任务目标的错位已然产生了某些奇特的影响。

　　中国地震局每年年初都会搞一个年度地震趋势的会商，之前先由各研究机构和各省地震局提交自己对该年度的地震预测意见。

　　理论既无突破，也就不好说谁是权威或者谁就正确，年度会商是综合各地不同意见的结果。“各省谈各省的，每个省就掌握一点资料，然后往一起拼。”梅世蓉说，“这几年的年度会商就是拼。”

　　年度会商的主要作用是划出该年度的危险区域，而危险区域划多划少，震级如何则有另外的权衡。

　　“多数是说可能有5到6级地震，划了好多圈，如果划得多，有些(发生的地震)就掉进去了。”梅说，“这样最保险，但绝对不敢报大震，因为报大震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不能说没地震，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和保险系数，从管理者角度上看，虚报没有问题，漏报不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由于每年各省自己报的危险区很多，于是各省地震局会有“争地震”之说。“这样省里头才能给钱，你那里太平无事要钱干什么？所以他要地震，但是又不敢要大地震，你说了大地震不来，花多了钱也不好交待。”梅世蓉说。

　　“好多利益搅和在一起，有的省，分析预报人员是这个意见，管预报的局长来了，就说，不行，应该怎么样，就改了，有可能改严重，有可能改轻，不一定。”陈学忠说。

　　每年地震局会统计成功预报了多少地震。2006年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说，30年来中国曾成功预报二十多次。“统计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乱来，但至少是非常宽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会商时划的圈子本来就很大，地震落到圈子里算报对，但边上的也算基本报对。说得难听点是在游戏中修改游戏规则，这种数字没有意义。”

　　和地震局系统井然有序的工作相比，非主流的学者的做法就像士兵突击般勇猛了。事实上，主流与非主流的纷争，还来自于“非主流”学者喜欢将预报意见直接“捅出去”的做法。

　　一名中国地震局专家提到，一位“非主流”学者曾在2000年前后预报北戴河7月份会有8级地震，“那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当时的国家科委主管领导要求核实。这位学者跟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一起去北戴河汇报，他走出地震局大门时说，这次8级地震要不来，我就从地震局大楼上跳下去，结果地震也没来。”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也不掩饰他对“非主流”的不欣赏：“他们往往把某一次的有所对应的预报意见无限地放大，而把若干次的虚报尽量地忽略掩饰。”

　　他说，一些“不知怀着什么目的”的专家会将大震预报意见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书记批到地震局，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给他们存档。万一哪一次让他碰到了，那可不得了了。偶尔一次的报准他就成了英雄，我们就成了背负历史耻辱的人”。

　　如果报不准呢，也会给主管部门造成很大压力。他举例说，1991年岁末年初，有一位专家给新疆阿勒泰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预报意见，结果这个意见一下传出去了，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天气中造成大量人员的恐慌性撤逃。当时的地震局采取了很多措施才把人劝回去。“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预报很多是不准的，如果草率发布，可能报20次也难对1次，这对各地的影响不堪设想。”王海涛强调。

　　至于“非主流”一方，学者陈一文也颇为无可奈何：“我每次(把预报意见)提交给你，你每次都不理，我怎么办？”“我监测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我就要把它报出来。我不考虑如果失败人们对我又怎么看。我就是希望引起重视，加强监测、加强教育、加强防备。”

　　“地震局的人就说，你们退休了，你们就上公园玩儿去，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