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

　　10月29日中午，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了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初步掌握的情况。据初步调查显示，以采访名义登记的人员中，只有少数是记者或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假冒新闻单位的人员。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锐锋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维护新闻出版秩序。

　　假记者泛滥问题由来已久，媒体也曾多次曝光。山西省的“假记者”问题则更为突出：2004年，山西省依法取缔非法期刊记者站21家，并对多名假记者进行刑事拘留。为何假记者屡禁不止，为何“封口费”事件层出不穷？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一位山西当地记者形象地说，非洲草原经常上演“分尸”大战，秃鹫飞得高、看得远，往往率先发现动物尸体，但秃鹫瓜分的举措必然招来一群狼和豹子与它争食物。“煤矿矿难之后，假记者蜂拥而至的现象与此异曲同工。”

　　应当说，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作为一种“公开的秘密”，“封口费”的存在，早已不是新鲜事。一些缺乏职业荣誉感和神圣感的“真记者”乃至其所属的新闻媒体，收取“封口费”后主动放弃舆论监督的武器，对矿难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矿难企业欺上瞒下，胡作非为。完全可以说，是个别“真记者”的贪婪“食腐”，启发和刺激了“假记者”的疯狂“寄生”。

　　“假记者”起初可能并不掌握拿捏矿难企业的本领，不过是靠蒙混过关而获取非法利益。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公民表达的自由，“假记者”不仅掌握了企业企图瞒报、谎报、漏报、迟报矿难的心理，而且拥有了通过互联网公开矿难来威胁矿难企业的“撒手锏”，更有甚者，有的还与在幕后的“真记者”建立了相互勾连、利益共享的“食物链”，从而拿住了企业的“七寸”，迫使矿难企业不得不对“黑吃黑”的“假记者”待若上宾，甘愿破财免灾。

　　为“假记者”横行提供土壤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部分“真记者”由于主观上怕踩“红线”、触“地雷”而主动放弃舆论监督责任，一些媒体出于地方保护、长官意志等原因也对舆论监督设置了种种障碍和框框，从而使得体制内的“真记者”成为沉默的“稻草人”。这为“假记者”的泛滥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活动空间。

　　“假记者”的横行，归根结底要从媒体以及其所依存的体制本身去找原因，因为“假记者”充其量只是“食腐者”的伴生物，是新闻监督的规则与秩序被公权谋私破坏后的“寄生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取“封口费”的多是“假记者”，不但不令人感到轻松，反而应该令人更加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