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2006年，女大学生黄静购买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出现问题，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其CPU存在问题，为此，黄静提出以华硕年营业额0.05%为标准、数额达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然而在维权过程中，黄静却被华硕以敲诈勒索之名告到公安部门。此后，黄静被批准逮捕，在看守所度过了10个月。近日，黄静终因“冤狱”获得了国家赔偿认定书。(《京华时报》10月27日)

　　所谓敲诈勒索罪，依据《刑法》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因此，如何看待“向媒体曝光”维权的行为性质，涉及到公民舆论监督权、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以及促进商家改进服务等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黄静个案。黄静提出以华硕年营业额0.05%为标准、索求数额达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在现行法律并无依据，但这只是她单方面提出的要求，能否实现，双方可以进行博弈，也可以诉诸于法律。至于黄静在其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提出要向媒体曝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都是合法的方式，并无不当，因为向媒体曝光的是商家确实存在的问题，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也不属于“隐私或者商业秘密”，不能算是讹诈。

　　实际上，如何看待“向媒体曝光”维权问题，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两种权利的博弈问题。如果仅仅因为消费者可能获取高出法定的利益，而将“向媒体曝光”维权认定为犯罪，可能就将不利于公民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或者进行“打假”。在国外，惩罚性赔偿非常普遍，几百万、几千万元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也屡见不鲜。但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只规定了“双倍”赔偿，这样就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权，因为法定赔偿有时不能完全弥补诉讼成本。此外，消费者提出了一些比法定利益更高的要求，商家在赔偿后可能更加注重改进自身行为。

　　所以，尽管我们不鼓励公民用“向媒体曝光”维权获取天价赔偿，但是，用“向媒体曝光”维权完全是公民正当权利，即使有所偏颇，也不能认为构成犯罪。只有那种虚构事实并用“向媒体曝光”来要挟商家要求赔偿的行为，或者那些专门搜集商家的过错或者问题，以“向媒体曝光”向商家勒索钱财的行为，才应当用刑罚来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