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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在姜人杰之前20年未出现腐败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30日23:49   湖南电视台-etv《法制周报》

  “有经济才能”的贪官

  “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

  即便姜人杰被判刑后,苏州一些官员并不讳言姜的功绩,但他们也认为,“姜人杰出事是迟早的事情”。

  “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员被吸进去。”苏州市人大一位退休干部感叹,“他拥有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

  在外界眼里,姜人杰是一个聪明、灵活且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员。

  得知姜人杰被“双规”后,曾与姜人杰共事多年的官员,甚至不无惋惜地说,“把姜人杰放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会突飞猛进。”“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

  1984年,姜人杰担任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该厂就成为当地机电企业中的龙头,1985年时创年产值1527.65万元,上缴利税393.25万元。

  姜人杰的经济才能很快引起了吴江市领导的注意。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据吴江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会“玩政治”:有时,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都对他极为信任。

  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州进出口急剧下降。姜人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外经贸局主任,主抓招商引资,很快扭转了形势。第二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大领域,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就是在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姜人杰的人生之路发生逆转。

  姜人杰的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政绩,就是当时为迎接世界遗产大会召开而进行的大规模古城保护、交通城建和治污工程。

  姜人杰曾说,这次世遗大会对苏州来说是百年一遇、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央提出要将其办成“历届最好、令人难忘、载入史册”的世遗大会。于是,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园林整修、古街修复,以及城市交通网建设等市政建设,热火朝天地进行,总投资预算达到了100亿元。

  在普通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取得了明显成效: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东方水街”神韵再现了;河水水质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城市变漂亮了……

  这些工程不仅在世遗大会召开期间,为苏州赢得了声誉,也为苏州古城区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了铺垫。姜人杰曾信心十足地说,“虽然世界遗产大会只开10天,但留下来了大量的建设成果。”

  后来的调查表明,姜在用巨资打造一个新古典苏州、留下大量建筑成果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口袋装进了巨额的金钱。

  权力须制衡

  “必须用制度遏制权力寻租。在现实情况下,仅靠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是行不通的。”

  姜人杰出事之前,苏州市曾经是全国防腐先进经验的典范。“在人均GDP已突破5700美元、充满人文气息的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领导腐败问题。”2003年11月,苏州市曾自豪地向媒体宣传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并称已建立了体系防腐。

  然而,这一套防腐体系没能遏制住姜人杰。

  姜人杰不仅集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13个领域的公共权力于一身,甚至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姜人杰事发后,城建、交通、市政公用等部门的一些官员纷纷被“找去谈话”,或被撤换。

  “20多年来没有出现腐败问题,并不代表没有腐败。”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关键是制度的问题,一个社会仅靠文化与良心,是很难维系整体和谐的,特别是在权力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情况下,腐败终将难免,现在不出现,以后也会出现。”

  “拥有权力的人,一旦私欲膨胀,就会把手中的公共权力为己所用,这个时候腐败就发生了。”中国检察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应对行政官员实行权力制衡,用制度促进和维护廉政,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范围,才是建立防腐体系的根本。“必须用制度遏制权力寻租。在现实情况下,仅靠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是行不通的。”

  针对姜人杰、刘志华、雷渊利等一批贪官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蒋德海教授认为,这些官员权力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权,必须实行权力制衡。他称,对于主管城建工程、房地产开发等权力部门的官员,应当按照“开关程序”,设置地位相等的审查机构或官员,对其形成权力制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扩大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是根本,建立良好的防范制度,让贪官没有腐败的空间和机会。”蒋德海说。

  “腐败的产生,一方面缘于权力过于集中,但更大层面上是因为监督机制的缺失。领导周围的人掌握着大量信息,但他们没有权力去监督自己的领导。而像中纪委,虽然有足够权力,但常常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够而没有办法实现这种监督。”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表示。(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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