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大兵压境、明军主力撤入山海关内的极不利形势下，时官职为“宁前道”的袁崇焕，以不足两万的兵力，将远道而来的五六万后金铁骑阻拦在了区区一座卫城之下。他的非军人出身的谋略，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能够使努尔哈赤止步于宁远、使皇太极无法逾越山海关，却阻止不了朝廷内的阉党覆手之间毁灭他的肉体。崇祯天聪四年(1630 年)，袁崇焕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北京西市磔死，惨烈凄厉更胜熊廷弼。《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文|蔡伟 制图|向春

　　逆行，出关

　　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在北京会别刚刚因广宁兵败被革职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单骑前往山海关走马上任一个叫做兵部职方司主事的小官。二人话别时，也许谁也不会想到，熊廷弼这位令努尔哈赤不敢在关外轻举妄动的名将，三年后会因为王化贞失广宁而被明朝皇帝自毁长城，甚至在处斩后“传首九边”。如果袁崇焕能看透将来的命运，是否还会写下“何用安危问去留”的句子？

　　此前，袁崇焕不过是福建邵武县一介县令，这次进京是接受朝廷的考核。天启一年，后金已攻占了河东辽阳、沈阳等大小七十余城；广宁一旦失守，相当于后金通向山海关的门户已然洞开。“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而“山海一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纸薄塌圮，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聚如斗之城，互煽互掠，立见兽散之势”。 明廷绝大多数高级官员都视关外为死地：“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 惟有袁崇焕“自陈愿备兵”，被奏许。

　　今天的宁远城叫做兴城，出山海关不过100公里左右，是辽南的旅游胜地。除了海滨，兴城最有名的便是袁崇焕当年击败努尔哈赤的古城墙。经历了1950年代末期的拆城墙风潮，曾经拥有2000多个城池的中国土地上，仅余下四个拥有完整城墙的城市。微不足道的兴城是其中之一，与西安、荆州和平遥并举。宁远小城在明宣德三年(1428年)才设“卫”，全城呈正方形，共四个门；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 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只不过比“所”稍大一点而已。

　　这样的小城，无论如何不能与有精锐明军守卫的沈阳、辽阳等关外重镇相提并论。而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几乎可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当接替熊廷弼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对已经经营建设了二百多年、被后金视为铜关铁壁的山海关都毫无信心坚守时，袁崇焕却向新任辽东经略孙承宗请命，欲以宁远为第一道防线，誓死捍卫山海关门户。他的确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却并非试图浪战而死以求浮名。礼崩乐坏的时代，谁还看重浮名？

　　修城，布阵

　　袁崇焕似乎和明朝读书人崇尚空谈的普遍作风迥然不同。青年时代的他喜欢游历，好谈论山川形胜、兵戈战阵；在福建任知县时，则热衷与辽地老兵交谈以了解边事。一抵宁远，袁崇焕首先重修城池，这是赖以守城的根本。就连明末名将祖大寿也不相信朝廷会有坚守宁远小城的意志，身为修城监工的他于是偷工减料，工程仅完成了不超过十分之一。这些早已名震关外的大将，袁崇焕又如何能够轻易把控？但他仍然坚持。1624年，宁远城改建完工。

　　今天，兴城的城墙除了两个瓮城已被拆毁，其余城搂、城墙、重新修过的女墙和另两个瓮城均还保存完好。在城墙上环城走一圈不过几十分钟，这就是当年袁崇焕在茫茫关外防御的孤岛。城墙顶部的四角放置着一些铁火炮，谁也不知它们是否参与过宁远大战。但宁远的胜利，关窍正在于火炮。

　　后金素来长于骑射，除了赖以起家的骑兵部队，还拥有众多攻城和野战器械，比如在厚木板外包裹牛皮，下面有轮子的楯车。后金军的战术是：楯车在前，抵御明军发射的第一波火器；弓箭手其后，瞄准对阵和城墙上的明军万箭齐发；再后是一排装载泥土的小车，专事填没沟壑；最后则是精锐铁骑，骑兵站马都身披铁甲，号称“铁头子”，与宋金时代金军的“铁浮屠”同属重骑兵一类。弓箭手凭借楯车的掩护，迅速将之推抵城墙下的火器死角，并躲在楯车的厚木板下用大斧头凿城；一旦将城墙凿塌，骑兵便可蜂拥而上。

　　与采用冷兵器骑射的后金军队相比，明军在明朝初年永乐年间便已进入到火器和冷兵器混合作战的时代。二百多年前永乐大帝发明的战阵，火器在第一线重重叠叠，步兵在后，骑兵再次；先以火器猛轰敌阵，待对方骑兵阵型混乱之后立刻出动骑兵发动冲击。这种阵法在明初北伐蒙元时曾发挥过巨大的威力，但到了萨尔浒一战却遭遇了巨大挫折。同样的阵型，何以在数百年后拥有了先进的弗朗机炮和红衣大炮助阵，经历了更多的战争考验，面对后金的游牧骑兵反而一筹莫展？

　　1618至1621年，三年间朝廷发往广宁的火炮足有数千门，铁铳鸟枪上万，单单弗朗机炮便高达4090架；火器种类繁多，占全部武器的半数以上；火药一百多万斤，其他刀枪弓箭更达百万，数量相当可观，但最终广宁却不战而失。政治的腐败导致军队训练无方、军心涣散已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连续的胜利令后金军愈发彪悍、明军日渐孱弱，在野战中彻底丧失对抗后金的能力和自信，一旦后金军在火器发射的间歇登城，明军的意志往往立刻崩溃。早在天启初年，为明朝引进和制造西洋大炮的徐光启就曾指出，对于机动性和攻击力极强的后金军队，最好的对策是坚壁清野，利用大小火器坚守城池，而切勿将火器置于护城河外。因为一旦守不住阵地，所有的大炮都将被后金夺取。承认这个近乎耻辱的现实，体现出天朝大国的深深的悲观和信心崩塌，代价是数十年间几十万兵士的性命，和远不止百万关外汉人百姓遭受屠杀。

　　西洋大炮运至宁远之初，同样被放置在城外的壕沟以外。但袁崇焕放弃了在城外结寨、与城池互为犄角的阵势，而将宁远所辖中左所、右屯等所有兵马，连同城外的西洋大炮、各种守城器械和百姓一并撤回到城内，城外房屋付之一炬。重修宁远城是拟以其为火炮平台，虽然依然是中国城墙的样式，但已加入了一些西洋炮台的元素。城墙四角各有一个方形敌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和城池相连，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红衣大炮便放置在敌台的特制炮车之上。火炮调转，火力可覆盖城墙外270度的范围；相邻城墙角敌台之间的大炮还可相对射击城下的敌军，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后金军动手凿城的火炮死角。

　　这种红衣大炮，在明末的辽东战场几乎是革命性的武器。天启初年，明朝从澳门买入30门西洋大炮，并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今天故宫午门后广场上展示的便是其中一门，另有两门保存在军事博物馆内。据考证，火炮为铁铸前装滑膛炮；炮身的徽章拓片显示，应为天启二年(1622年)由两广总督胡应台向北京解送；盾形徽章则表明，火炮本是东印度公司军舰上的舰炮。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无论在威力、射程、精度和寿命上，都是明军当时火力最强的弗朗机炮无法比拟的。《明季北略》记载，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共拥有西洋大炮11门；接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彭簪担任火器总把，专司训练炮手使用红衣大炮；而袁早在福建便招募的军人罗立，则成为红衣大炮的发射者之一。

　　所有这些改变，努尔哈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