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起,金庸作品如江潮般席卷内地，封闭已久的人们突然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好看，文学可以如此轻松。

　　从书包内暗藏的禁书到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近30年间，金庸小说完成了令人惊讶的转身，也同时开启了通俗小说解禁的时代潮流。

　　【金流来袭】

　　1985年夏天，在浙江省台州市，9岁的汤大友走进了父亲的书房。那一天是暑假，上小学3年级的他决定找本书来看。

　　汤大友的父亲是一家橡胶工厂的营销人员，因工作缘故常年出差，家中的书橱内摆满了从各地带回来的书籍。

　　彼时通俗小说潮流方兴未艾，一些曾被定为“毒草”的武侠小说有条件地开放了，但汤家的书橱上摆放更多的是评书类小说。

　　在书橱内，汤大友找到了父亲带回来的新书，一本16开分上下两册的《射雕英雄传》。书中每章都配有插图，出版社是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在书的首页印有长篇说明，大意称要平衡看待武侠小说云云。

　　拿起《射雕英雄传》的瞬间，汤大友并不知道，他的人生从此打上了“金庸烙印”。2十多年后，成为金庸官方论坛首任管理员的汤大友仍在感叹他和金庸的缘分。

　　“那时字还认不全，磕磕绊绊用3天时间读完了，读得还津津有味。”汤大友说，童年时的课外书主要是父亲收藏的评书小说，讲的也是武侠故事，但这一本明显不同，“小说人物不再千篇一律，武打场面很精彩，我和我父亲都爱看”。

　　从此，汤大友父子迷上了金庸小说，但一段时间内，父亲并没有买到金庸的其他作品，那部《射雕英雄传》便成为汤大友童年时百看不厌的读物。

　　在汤大友的记忆中，80年代的生活欣欣向荣，然而精神世界却苍白乏味，书店内少有娱乐类的书籍，大多是一些“文革”前名作的翻版，“书店没什么书可看，家里很久才买电视，电视上只有两个台，哪有什么武侠电影，看小说是仅有的娱乐”。

　　同汤大友类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最先接触的金庸小说也是《射雕英雄传》。1981年，刚刚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钱理群遇到了他的学生。

　　学生告知他，“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钱理群一片茫然，学生开玩笑地和这位中文系的老师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学生告诉钱理群，几乎全班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大家公认，金庸作品比钱理群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为此，钱理群找来了《射雕英雄传》，从此欲罢不能。

　　1985年后，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热播全国，播出时，万人空巷。

　　在那个娱乐文化苍白的年代，金庸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内地变得响亮。

　　【错位的经典】

　　1988年，汤大友升入初中，读武侠小说成为他和许多同学的课余爱好。然而，当时的金庸小说仍然难觅踪影，在正规书店的书架上，找不到金庸的名字。

　　80年代末期，随着金庸热的流行，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涌入内地。金庸、古龙、梁羽生被尊为武侠小说宗师，而台湾作家琼瑶则因言情小说，成为中国无数少男少女热捧的名家。

　　港台小说的流行，以及销售渠道的匮乏，催生了租书社这一新行当。各种名目的租书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当中。彼时租书社大多面积不大，几排古旧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盗版书籍，多按武侠、言情等类别划分。因为当时图书馆内书籍单一，租书社成为年轻人喜欢光顾的所在。

　　“那时候的金庸小说，主要是从书社借，大多数是盗版，情节删减很多。”汤大友时常和数名同学共享一本金庸小说，即便书籍在传阅过程中变得卷边发黄，仍然是炙手可热的流行品。

　　虽然得以广泛流行，但在当时的大陆，金庸小说仍被舆论视为洪水猛兽。因为“文革”时惯性思维的延续，许多老师认为这些以情爱与打斗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属毒草之流，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当时被没收的书很多，老师只要发现你在看武侠小说，一律收缴销毁。”汤大友经常看到，老师把没收上来的武侠小说，统一在操场焚烧示众。同学们将其戏称为“虎门销烟”。

　　汤大友读初二时，一次他在教室内埋头看金庸小说，以至于老师进门尚浑然不觉。同学全体起立喊“上课”时，他仍埋头看书，小说随即被老师没收。

　　“所幸我当时学习比较好，老师批评后把书还给了我。”汤大友说，在当时老师和家长的眼中，金庸小说属于禁书，即便同为书友的父亲，也只允许他在假期时少量阅读。

　　汤大友遭遇的困惑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普遍苦恼。彼时，金庸小说只属于书包的角落和课桌之下，即便如此，金庸小说的市场仍然繁荣起来。

　　据统计，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的80年代，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

　　这些金庸小说的传播，以及港版金庸武侠剧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由此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当时的《新闻联播》曾特别以金庸小说为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彼时的舆论环境中，武侠小说有一个罪名，即对青少年有“毒害作用”。在地方媒体的报道中，如有青少年早恋、斗殴等报道，“痴迷武侠”往往成为罪状之一。

　　在批判的呼声中，有学者为金庸小说平反，他们开始关注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观。

　　北大学者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写道，武侠小说是否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在于成人的引导，不能因噎废食，应该敢于放开。1988年，学者陈墨到江西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他与当时《百花洲》杂志的主编蓝力生谈起当代小说。谈论间，蓝力生突然问他，你对金庸小说怎么看？陈墨脱口而出称，金庸小说比刚才谈的那些都要高多了。蓝力生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敢对人说。”

　　虽然广为流行却被定位低俗，金庸小说在80年代遭遇尴尬，成为“错位的经典”。

　　【三联旋风】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众对金庸的小说有了重新定位。

　　此时，汤大友已经考入杭州大学。在大学校园内，他很快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金庸迷。熄灯后，在寝室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众人开始评论金庸小说，这几乎成了汤大友每夜的固定节目。

　　因为金庸小说早已全部熟读，汤大友开始热衷购买名家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这些评论书籍在当时销售得异常火爆。

　　经历了80年代的错误定位后，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热潮愈演愈烈，并席卷整个华人圈，甚至涌现出一些名为“金庸新”“金庸名”“全庸”的冒名作家。

　　1991年，严家炎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调查。图书馆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至上百次，“还书日期”栏内盖的印章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在这种热潮之下，金庸小说也从地下流通转为正规出版。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即为金庸小说三联版的诞生。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外，内地可见的金庸作品都没有得到正式授权，因此盗版泛滥，金庸希望能授权一家出版社推出正版。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成为金庸小说在大陆正式授权出版的联姻人。金庸曾称，选择三联，是由于早年董秀玉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方便，也是出于对三联品牌的信任。

　　董秀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年她从香港归来，金庸找到她说想在大陆授权出版小说。虽然她喜欢金庸作品，但觉得三联品牌未必适合推出金庸小说，思想斗争矛盾。但经和朋友讨论后，她最终拍板决定出版。她称，三联当时的书刊是“分层一流(小众、中众、大众均要求一流)”的结构模式，“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进文学殿堂，是大众读物中的一流作品”。

　　1991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问世，金庸先生本人相当兴奋，欣然作序称：“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此后，三联版金庸小说风靡中国。读者一直评价三联版本的金庸做得“很文化”，以致后来武侠小说的出版物多效仿此风。

　　金庸贴吧内一网友记录了当时的热潮，“一九九四年五六月间，人在中原，等候毕业分配之际，自《南方周末》上看见三联书店首版金庸小说的大幅广告，大喜过望。返乡后即汇款三联。九月，收到包裹单，飞奔至邮局，取得两大箱书，雇人力车到家，扛上楼，小心翼翼除去包装，将三十六册新书在床上一字排开，当时心情，今日依然挥之不去”。

　　【改变的视角】

　　随着金庸小说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人给其重新定位，学者们开始研究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流行文学。视角的改变，使人们看到了金庸小说在刀光剑影外的价值。

　　有学者撰文称，金庸小说的流行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内地对港台文化的接受。事实上，这种接受是从一次不寻常的会面开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会面之初，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一次，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这次会面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开禁”，掀起了流行浪潮。

　　2007年，金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和邓小平见面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国各地走走，好好玩一玩。这样，我的书在内地也开禁了。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进入内地正式出版，“仔细想一想，书的开禁和人的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

　　随着政治高层的允许，金庸小说代表一种文化潮流进入中国大陆。金庸的小说开始被广泛研究。

　　金庸研究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那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学是政治化的严肃文学,而满足大众消遣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则不具有合法性,几乎等同于“黄色小说”，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极“左”思潮,调整了文艺政策，而“金庸热”则推动了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学术界对金庸等通俗文学代表作品的评价逐步提高，并出现了金庸小说的评论、研究热潮。内地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召开了多次金庸作品学术研讨会，美国、台湾和香港也召开多次，均有内地学者参加，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1994年10月，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并于中国最高学府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几乎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30年后的定位】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在当时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也是金庸在学界获得的最高认可。

　　彼时的汤大友已经从杭州大学毕业，为了生计辗转于扬州和上海，在他的行囊中，一直带着那些金庸小说的评论集。他一直为与金庸擦肩而过遗憾，在他毕业后不久，杭州大学合并入浙江大学，汤大友无缘得见金庸院长的风采。

　　事实上，命运让汤大友离金庸更近一步。2001年冬天，刚接触到互联网的汤大友很快找到了同好者的阵地。在中国网大论坛下属的金庸茶馆论坛内，汤大友结识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金庸迷。当年年底，汤大友成为金庸茶馆首任管理员之一。此后，金庸茶馆的服务器虽几经搬迁，但仍逐渐成为大陆关于金庸的第一民间论坛。

　　2003年底，金庸决定要在大陆开设一家自己授权的网络论坛，并委托香港文汇报浙江记者站帮忙选择。经过慎重选择，浙江记者站的站长万润龙联系到了金庸茶馆。汤大友等人赶赴杭州同金庸方的委托人签约。金庸还特意挥笔为论坛题名。至今，金庸茶馆已拥有会员5万余人，点击量已千万计。

　　金庸茶馆的红火代表着民间爱好者对金庸的追捧，而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则代表中国社会对金庸小说的重新定位。

　　2004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读本第四册)内，收录了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片段。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老师表示，武侠小说首次选入教辅读物里面，旨在扩大中学生的阅读视野，选武侠小说进读本，历经了3次会议的讨论，参加人员包括大学教师、一线特级中学教师等。该老师介绍说，实际上能进入教材的作品选择非常严格，“推荐100篇能进1篇就不错了”，此次推荐到读本里的作品约有十几篇，最终入选了《天龙八部》等武侠小说两篇。

　　入选语文课本之举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虽然支持者众多，但惯性思维下，编撰者仍在节选部分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成就足以进入文学史，也有人说他的武侠小说再好也是通俗文学，只有娱乐的作用，难登大雅之堂。对此，你怎么看？”

　　事实上，历史很快得出了答案。2007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一套全新的语文教材，发到了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等9个区县的高中生手里。在这套教材中，金庸的《雪山飞狐》作为名家著作入选。学者称，以文学性而论，金庸小说入选语文课本实至名归。

　　从当年老师眼中的禁书到现在于课堂上朗诵的教材，在大陆流行近30年后，金庸小说及其代表的通俗文学，有了一次重新定位，也是准确的定位。

　　汤大友今年已32岁，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仍然沉醉于金庸所构建的童话世界。他的网名一直叫做“郭靖”，他称在生活中他一直按照郭靖的标准要求自己。对汤大友而言，一个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已经成为人生的道德标杆。

　　此时，因为网络的流行，在大城市中已经难觅当年的租书社。在金庸茶馆论坛上，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讨论时下流行的各种网络书籍。对此，汤大友并不遗憾，他说现在可选择的书籍太多了，童年时梦想的书籍宝库已经打开了大门，“我们要感谢金庸，他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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