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只是一篇关于“青年生活方式的报道”，甚至是颂扬“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只是味道有点不同，还有点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柔和”一些呢？

　　“我们需要这样有冲击力的报道，已经等待很久了，它终于来了，我们决不能‘温柔地’扼杀了它。”终于，编辑部达成共识，也达成了技术性妥协：稿件见报时，给标题加上引号，以示“玩命地干，拼命地玩”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出的，它是青年人的创造。

　　“当时大家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这篇稿件‘出事’，那个‘引号’就能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保护伞。”张建伟狡黠地说。

　　于是，这篇稿件于1984年11月6日头版头条见报，同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倡现代化的生活节奏”。文中指出，赵元生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把“拼命地玩”同“玩命地干”结合起来，确实夺得了劳动生产的高效率、精神生活的高格调、文化学习的好成绩。他们对待劳动、学习和生活的态度，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显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报道见报后，张建伟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相比之下，赵元生的青年突击队不仅接到无数来信，而且每天还需要接待众多取经者。赵元生所在的公司领导对张建伟说：“招架不住了，全国各地，除了香港地区和台湾省，全来了！”以至于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

　　然而报道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未必就代表着成功。报道最终“惹了大麻烦”，“引号”并没能成为“保护伞”！

　　1985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庄严的国是论坛上，一篇将近半年前的报道被重新揪出来。“玩命地干，拼命地玩”在会上遭到火力猛烈的抨击。

　　“听说批评极为激烈，大会小会都有代表发言，大意是‘玩’且‘拼命’，《中国青年报》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这是要把当代青年朝什么样的道路上引，是不是要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张建伟回忆道。

　　更多的意见，张建伟也不知道。他只听说：高层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紧接着就是更有来头的部门和人物，要求《中国青年报》检讨，并视检讨的态度，再作‘处理’。”

　　检讨是由中国青年报社原任总编辑王石来承担的。这位清瘦的老报人已于几年前过世。他写的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至写了六次，检讨才被通过。没人能知晓王石总编辑当时内心的冲突与煎熬。

　　几天前，张建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篇报道时，虽觉得“并不成熟”，但并无悔于当年的执著与探索。他说：“当时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蝉蜕时期，由于传统的空气太凝重，蝉蜕的这一时期必然伴随着痛苦。而80年代青年在这一进程中的痛苦与不屈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及青年工作在这一进程中的新的探索，才是一个敏锐的记者汲取的新闻源泉，抓住这一点才算是把握住了实事求是的报道思想。”

　　几天后，卷发、淡妆的年轻作家郭敬明也在接受媒体采访，他淡淡地说：“开名车穿名牌就是我的真实生活，不享受，辛苦工作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