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不管是谁，每个人都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符号。陈荣珍不仅是中国家电产业改革的见证者，更是直接参与者。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全过程中，陈荣珍留下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背影。

　　在合肥，陈荣珍过着淡然而惬意的生活。除了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片段，当年的改革风云与争论已经跟这位老人离得很 远。

　　陈荣珍1986年进入合肥洗衣机厂，到2002年7月从荣事达集团退休，整整16年时间。16年，时间很长， 足以成就一个企业集团的辉煌；16年也很短，对陈荣珍和荣事达集团来说，还有很多的改革需要深入，很多的发展问题亟待 解决。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陈荣珍用了一个简单的词语——“不得了”作了概括。在这30年中，陈荣珍不是一个人，他 是一群人中的一位，他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携手“水仙”借船出海

　　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经过最初的5年改革，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功，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就是在这一年，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叱咤 风云的人物开始登场：张瑞敏进入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器厂当厂长；柳传志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日后更名为联想；王石创办了一 家商贸公司；赵新先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李东生的TCL诞生；潘宁用手锤敲打出了第一台容声冰箱；张巨声进入合肥第二 轻工机械厂并转产电冰箱；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公司诞生。

　　由此，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而此时的陈荣珍，还在当时的合肥锅炉厂当厂长。

　　如果时间再倒推到1980年6月，当时的轻工业部准备在安徽布点洗衣机生产厂家，经过努力当时的合肥新兴机具 厂接受了试制任务，从当年的8月到12月，经过150天的努力，生产出安徽省第一台普通家用洗衣机——“佳净”牌单桶 洗衣机。第二年，“新兴机具厂”更名为“合肥洗衣机厂”，并推出“百花”牌洗衣机，由于符合市场需要，销售火爆。据时 任合肥市经贸委主任的王金生介绍说，1984年，合肥市政府决定将该市的塑料三厂、九厂划归该厂，并将厂名改为合肥洗 衣机总厂，这就是荣事达集团的前身。

　　但好景不长，“百花”尚未盛开，就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枯萎了。陈荣珍被任命为洗衣机厂厂长时，竟然发现这个厂“ 连一间厕所都找不到，更别说生产出什么洗衣机”。到1986年底，合肥洗衣机厂出现了年产百花牌洗衣机9.2万台，压 库3万台的窘境，固定资产只有300万元。

　　于是，陈荣珍在一次全厂干部大会上为大家鼓劲：“逆境催人奋发，未出去便认输，不是我的习惯。只能迎着困难前 进，光明与胜利才会向我们招手！”

　　但是，对于此时的陈荣珍与合肥洗衣机厂来说，“光明与胜利”又在何方？

　　陈荣珍进过细致地分析后发现，产品品牌没有打响，是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而当时广州“威力”、上海“水仙”、 无锡“小天鹅”等洗衣机品牌，已经抢占大部分市场，合肥洗衣机厂如果做大，只有借力发展。而此时，上海洗衣机厂正巧在 寻找合作伙伴。陈荣珍顺势做出了“借牌经营，借船出海”的决策，与上海“水仙”达成联营协议，让“水仙”名牌产品之光 映红凋谢的“百花”。结果一炮打响，仅6个月就使企业起死回生，积压产品销售一空。

　　如今在全国各地，“借船出海”被屡屡提起，其实陈荣珍早在20年前就漂亮地玩了一把。但“水仙”虽好，终归属 于他人。在2008年，时间虽已过去22年，陈荣珍谈到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站在别人的屋檐下躲雨不好受。”

　　到1992年，合肥洗衣机总厂与上海“水仙”的联营协议期满，陈荣珍决定自创品牌，自建销售网络，对此，陈荣 珍说道：“如果老是藏在别人的翅膀下，那就永远也学不会飞。”实际上，在1992年的时候，合肥洗衣机厂的产能，已经 远远超过上海水仙洗衣机。

　　于是，在陈荣珍的积极运作下，1992年10月，合肥洗衣机总厂与香港丰事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了荣事达电 器有限公司。正是因为有了陈荣珍这次“惊险的一跳”，才为日后荣事达集团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然而，世事变迁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历波折后的上海水仙洗衣机一路下滑，成为中国股市上第一支被摘牌的股票。

　　给荣事达插上翅膀

　　1993年1月1日，第一台“荣事达”牌洗衣机诞生。不过，此时的“荣事达”，还仅仅是洗衣机的产品名称，品 牌本身并不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所以，荣事达必须解决品牌的延伸问题。

　　为了让这种新牌号能占领市场，让消费者接受，陈荣珍在销售上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把产品销售重点放在东北 华北地区，并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南、西北、华东及安徽省内4个地区的7座大城市，开辟了小块“试验田”。同时，采用强 有力的宣传攻势帮助促销，在短短的4个月内，先后在合肥、郑州、石家庄、张家口、南昌、武汉、南京、沈阳等8个城市， 连续召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从而掀起了一股荣事达旋风。

　　因此，1994年4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参观“安徽经济成果展”荣事达展厅时，由衷地赞 叹：荣事达创牌，真是如雷贯耳！

　　就在荣事达旋风席卷大江南北之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成为国有集体企业的共同选择，企业改革进入到新阶段， 荣事达也不例外。

　　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有企业”正式替代“国营企业”的提法。 “国营”一词走过近半个世纪终于走进历史。同年8月30日，荣事达的“同城兄弟”美菱集团，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公司 。

　　随后，合肥洗衣机总厂于1994年6月6日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第一家由外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 股份有限公司。

　　正因为有了荣事达、美菱等一大批领先型的家电企业，1994年，安徽确立“轻工大省”的身份。安徽经济迅速飙 升，被誉为华东地区的一匹“黑马”。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陈荣珍先行一步。正是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力量，在接下来的1995—1998年，连续4年 荣事达洗衣机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名震天下。

　　此时，回想起“躲在别人翅膀底下永远学不会飞”的感慨，陈荣珍仅仅用了4年，就给荣事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钱能生钱，这是企业经营进入到一种化境的标志。资本运作，在那一代企业家中，陈荣珍无疑是先行者。

　　1986年，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的状况下，陈荣珍就玩了一把漂亮的资本运作。他把 濒临倒闭边缘的合肥洗衣机厂所有家当作价300万元，凭此300万元作抵押，一举在银行贷款2700万元，这样一笔信 贷业务足以令所有银行心惊肉跳，但陈荣珍竟然能游说成功。

　　在当时，要完成这种以小搏大，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荣事达在起步阶段就是这样冒着巨大风险积累起原始资本。

　　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体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一年之后的 199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才正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都不理解：企业获利能力这么强，为什么转让给别人？“资产不拿到市场上交换的 时候，一分钱不值。”面对众多质疑者，陈荣珍这样回答。而且，在这次资本运作中，陈荣珍第一次提出了“无形资产”的概 念，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最早的。

　　随后，陈荣珍再拿这1个多亿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引进1.18亿元，在1994年成立中日合资合肥三洋荣事达 电器有限公司。这就是家电业广为流传的“出让资产，赢来三洋”的佳话。“当时资金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如果还依赖银 行，风险会比较大，而且高负债率企业在银行会很快失去融资信誉。所以这一步是很重要的。”陈荣珍日后如此评价道。

　　通过这两次资产在买卖中增值，荣事达的公司资本在1993、1994两年内翻了两番，实现了二变四、四变八的 几何级数扩张。

　　小富不能即安。陈荣珍在1996年使出的一招“怪棋”，更令许多人不解，但事后证明这是个精明的决断。荣事达 以1.55亿元的高价收购了先前出让给港商的49%股权，在拿到钱后再与美国第三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公司、香港爱瑞公司 合资，成立了6家企业，一举引进外资8200万美元，总注册资本13.4亿元人民币。在评估中，荣事达资本价值翻了一 番，仅购回股份即获净收益7900万元。

　　到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团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

　　实际上，荣事达正是在这一连串的资本运营中，将存量资产货币化，把资产以货币形态兑现，通过买卖把企业的有形 资产、无形资产组合到最佳状态。正如陈荣珍所说：“港商买我的股份是因为企业经营得好，能赚钱，后来又把钱收回来和美 国人合资，是因为这样我赚的钱会更多。投资不是算计别人，而是‘各算各的账，各赚各的钱’。”

　　截止到2002年，短短16年间，陈荣珍通过资本运作，使荣事达净资产疯狂增长1000倍，由306万元骤增 到33亿元。陈荣珍在家电行业被尊为“第一经理人”。俄罗斯《真理报》佩服地称陈荣珍是“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2000万引发的风波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国有企业从这一年开始进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水区”，将如何平稳顺利地向 前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文章《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由此，“改革闯关”一词，成 为当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改革大潮中的荣事达，却在不经意间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榜。

　　事情的缘起是合肥民营企业家姜茹的一个不起眼的投资举动，竟在全国企业界激荡起千层涟漪，为刚刚起步的“国退 民进”写下一个崭新的注脚。

　　作为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姜茹想拿出2000万元，直接参股荣事达。但对于这笔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当 时的陈荣珍在内，一开始心里都是没底。

　　还没等姜茹和陈荣珍清晰地理出头绪，全国企业界、理论界却“吵成一片”。2月23日，《工人日报》发表一篇署 名文章，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心声：“作为安徽省的骨干企业，荣事达股份组成中，外资已接近50%，如果今天接收2 000万私人资本，明天再接收3000万，集体股可能降到50%以下，那么它姓公姓私？”

　　今天看来，这样的声音似乎有点难以理解。

　　不过，“姜茹现象”引发出的争论迅速席卷全国。从最早的北京媒体刊登文章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十多家新 闻媒体给予转载。

　　到了3月2日，本地主流媒体《新安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新闻稿《个体户巨资参股荣事达》，文中首次披露：荣事 达集团接受2000万元参股。10天后，《工人日报》以《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 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荣事达集团董事长陈荣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万欣和民营企业家庄荣昌。

　　但是在3月16日，作为合肥市委机关报的《合肥晚报》，却在头版发表新闻稿《民营资本参股荣事达仍在洽谈，改 制锤音未落、员工倍加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一时间大家都莫衷一是。

　　此时的陈荣珍，特别是姜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顾虑。

　　但改革的脚步，终究无法继续等待。3月20日，陈荣珍与姜茹签署合资协议，荣事达以品牌资本、设备、土地、厂 房等投入2040万元占51%股权，与姜茹合资组建荣事达电工有限公司。

　　面对广泛的争论，陈荣珍认为：“企业办事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 利于企业发展，就应该去做。荣事达现在是集体、外资、国有、职工个人股都有，如果民营办成了，这种混合结构会把路越走 越宽。如果自我限制，那是在做蠢事。”

　　这一年，陈荣珍顺利摘下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奖章。

　　同年，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社承办的“1998中国企业十 大新闻评选活动”中，民营资本家姜茹携2000万资本参股荣事达，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其实，对于当时的企业改革来说，“姜茹拿2000万参股荣事达是冒很大风险的，没有突破性的新思维，没有极大 的勇气和魄力是不会这样做的。”时任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堂连认为，“荣事达不缺少这2 000万，但如何对待民营资本，如何运用民营资本与公有制资本的融合，拓展出一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就充分体现出荣事 达富有远见的发展思路。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2000万元的价值。”

　　的确如此，“姜茹现象”的出现对安徽来说，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就像时任合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程徳麟 反问的那样：“既然外国人都能参股合作，中国的民营资本有何不可呢？”

　　在10年后的今天看来，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早已不再成为“新闻”，然而10年前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

　　但是，世事本身具有很多的不可预知性，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02年7月7日，陈荣珍与张巨声同一天离职。

　　这个突如其来的“七七之变”，引来家电产业与全国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也标志着陈荣珍、张巨声等“中国第一代家 电产业领军人”开始“谢幕”。目前，除了张瑞敏、李东生等少数几人之外，这一代人的身影都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如今的陈荣珍，在淡然中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回想起10年前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奖的9位优秀企业家，他们大 都已经步入人们尘封的记忆，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