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期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一日三十年2月20日

　　●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

　　●1987年中国在超导体研究上获重大突破，首次发现了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的超导体。

　　●1990年谢飞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本命年》在“西柏林电影节”上获“银熊奖”。

　　●1997年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官员。

　　●2000年江泽民出席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退之间新老交替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相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晚年陈云在练习书法时，喜欢把郑板桥的这首诗抄送别人。

　　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看到年轻干部不断成长倍感欣慰。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随后，一批为共和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老干部大规模引退，同时，一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成立了过渡性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10年 后的中共十四大，年满两届的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后撤销。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起了一个缓冲作用。以此为 发端，之后二十多年，中国逐步建立了干部任期制和公务员制度，使得干部管理和退休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选拔接班人这事不能拖”

　　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经验教训时，就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但是，这一设 想在此后的近30年里并无进展。

　　“这是个遗憾”，汪玉凯觉得，在老革命家、开国元勋健在的年代，当时既没有高级领导干部的任期制，也没有建立 离退休制度，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了阻碍。

　　“文革”结束后，废除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年轻化被重新提上日程。

　　197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提出培养 年轻干部。对此，邓小平也很重视，他对王洪文的一番话念念不忘，1975年，“四人帮”在四届人大抢班夺权失败后，王 洪文叫嚣：“十年后再看”，意指他们年轻，有的是时间。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重提此事，表示“王洪文说的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1月2日，他在副 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出建立退休制度，“选拔接班人这个事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但是，当时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提拔的年轻干部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年轻干部需要老同志传帮 带。

　　“成立顾问委员会是个很好的办法。”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说，解决了传帮带、接力棒的问题。对于 设立顾问，陈云批示：“退当顾问和离休制度，势在必行。”

　　1980年9月10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元老同志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些老人对退休还是挺支持的。”今年93岁的石山老人新中国成立后曾给谭震林上将当秘书，谭震林进入中顾委 后对他说：“我们这帮80多岁的人，什么都不能干了，应该让年轻人上。”

　　“让老干部退休障碍重重”

　　“实际上推行离退休制度是有阻力的。”1982年底，时年67岁的石山从中科院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到 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当顾问，处于“半退”状态，当时他觉得能看得开。

　　但他见到一些刚60岁出头的老干部不愿意退休，特别是一些“文革”期间被打倒，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几年的人更不 乐意，他们被耽误了十年，重新工作正干劲十足，对退休难以接受。

　　邓小平自己在文献中也提到过让老干部退休“障碍重重”，除了不想退的老人之外，还有些是担心年轻人经验少，担 不起重任。

　　因此，在当时提拔一个年轻干部很不容易。1982年，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 很大，提不上去，去年提了两位部长，一位是郝建秀(1981年至1982年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四十几岁，打通思想就 打通了半年，第二位是李鹏，电力部长，说服的时间就更长了。”(《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67页)

　　阻力不仅体现在高层，也来自民间。

　　1980年5月，湖南锡矿山一位叫杨尊开的同志给中组部写信称：“解决干部年龄偏大，水平偏低的状况非常必要 ，但对党政机关吸收新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有些想不通。”

　　对此，时任中组部长的宋任穷亲自回了一封近2000字的长信，表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 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1980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

　　“老干部可以看戏坐头排”

　　尽管有反对之声，但现实形势逼人。

　　1981年5月下旬，陈云将自己的文章写给胡耀邦和邓小平，“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下去，书记处的现状断然难以为继。”

　　邓小平看完后批了一句话，“老干部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此后，邓小平还表示，“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不 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

　　同时，对老干部的安排，陈云强调要使人心安定，要准备在这方面花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些老干部 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当然不只是 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陈云传》第170 4页)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两天后，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距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废止终身制，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

　　10年650余万干部离退休

　　这一影响此后20多年里干部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大《决定》指出，妥善安排新老干部的交替，已成为当前摆在全党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其中，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 休、退休。

　　《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 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离休退休的老干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

　　是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选出中顾委委员172名。9月13日，中顾委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78岁的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

　　邓小平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

　　10年后，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这一年适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10周年，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称，“截至 目前，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雏凤清于老凤声”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陈云喜欢吟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并书赠他人，后来他还在条幅上补 题了“后来居上第三梯队”。

　　此后，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1992年，中共十四大，时年49岁的胡锦涛当选政治局常委。

　　同时，以退休制度和干部年轻化为开始，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在随后的十余年里渐趋规范。“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汪玉凯说。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到达规定退休年龄的必须退休，符合条件的，可以选择提前退 休。

　　□本报记者钱昊平北京报道

　　-新观察

　　老干部退休制度开启任职法制化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自此，中国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其 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

　　这一决定后来在1993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2006年开始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法》进一步完 善为公务员退休制度，其要点是国家公务员到达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必须退休，符合条件的，可以选择提前退休。

　　这一举措，在很多国家，可能只是人事管理的变革，但对于1982年的中国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直接 的意义是，解决了“文革”后干部年龄普遍老化、人才后继无人的问题，并为1982年精兵简政奠定了人事制度的基础，通 过严格的退休制度，减少了大量在职官员，解决了领导职务大量超编、官多兵少的问题。

　　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建立退休制度结束了当年实质存在的干部任职终身制，为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奠 定了人事管理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首先是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其结果是让各级政府官员能够迅速接受新思想，向前 看，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从而快速推进改革开放。

　　结束干部任职终身制，为后来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奠定了基础，这为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代际转移奠定了基础 ，也为最近15年快速稳定的发展以及今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干部退休制度的有效实施，结束了干部人事制度领域的人治，为干部人事制度领域奠定了法治的基础。法治的基本精 神是，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任何人，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要服从法律制度。每一级领导人，都要 严格执行干部人事制度，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典范，实际上也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和法治政府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并不是简单轻松的。它从提出到实施，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而且为了能够减少阻力，顺 利过渡，采取了一些具有过渡性的策略措施，如设立顾问委员会等。在面临巨大阻力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策略性措施，减少 改革的阻力，从而确保改革的成功，这实际上也为此后的很多改革提供了典范。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温故知新

　　百姓望楼兴叹国家拟法控制

　　本报讯据今天的《市场报》报道记者最近从建设部城市住宅局了解到，针对目前各地住宅市场出现的价高、滞销等问 题，建设部、国家物价局正在会同制定《商品房价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住宅市场的若干规定》等6个法规，将明确规定经 营者虚报成本、图谋厚利属非法行为，商品房价混乱猛涨等现象可望依法纠正。

　　今年1月，上海住宅市场年初出售11000多套住房，成交不到1／10，幢幢楼房无人买，几十万平方米新住宅 空空荡荡。原因是价格昂贵，每平方米最高价已达2300元，令人咋舌。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 0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 ，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商品房价格猛涨，追寻原因，一是经营房地产被看作是最肥的行当。几年来，全国陡然间出现各类房产公司2700 多家。二是制订价格构成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各自为政，有的规定为10项，有的则十几项。

　　今后，商品房的成本计算、价格、利润将受到法律约束。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9年2月20日第2版

　　《房价猛涨百姓望楼兴叹势在必控国家正拟法规》

　　那时流行

　　万元户

　　流行时间：20世纪80年代流行指数：★★★★★

　　万元户，意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元人民币。这一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名词，很快席卷大江南北，并 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 入2000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有几十元人民币，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 元户为光荣指标。如今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正好印证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

　　从此，“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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