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记者戴闻名报道

　　一个更近的中国已经出现在了日本面前，旧的方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新的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方法还在逐步形成中，日本媒体在发表中国方面的报道时，因此会显示出某种摇摆来

　　安田玲美(在北京经营一家传媒企业)

　　北京有些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地转动着，不时显露出一个又一个的侧面。

　　北京已经在向五环、六环扩张着。1994年我来到北京、去首都师范大学留学生班报到时，三环还没有造好，当时学校周围到处在挖沟，好像几年都不会建好三环，但我们现在再去首师大时，走四环可能更合适一些。

　　1994年时，每天停电一次，留学生宿舍一屋两人，算是条件不错了，但只能一人一个40瓦的台灯，外加一盏大灯，如果想用用从日本带来的吹风机，肯定会跳闸。

　　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4年，现在我的感觉是，除了北京的人情没有变以外，一切都变了。偶尔回日本，除了电视一天 24小时对你说话外，购物、买票都不用说一句话。但北京依旧热闹，在公园里老大妈能主动上来和你聊天，外出旅行同一车厢的旅客会主动打招呼，北京的人情味、中国的人情味还没有变。

　　志村雅文(日本兄弟公司北京代表处所长)

　　1982年来中国时，看到到处在排队，买什么都需要排队。当时最大的难题是买票，需要想办法购买到去下一站的机票或者是火车票，买到了票还不行，需要定饭店。

　　此外，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和国营企业谈项目时，拿不到经营上的数据，让很多日本企业非常的头痛。厂方一会说一个，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投资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责任就特别的大，让外资企业下决心合资或者是出资，也就很困难。

　　如今在中国已经基本上不用去刻意考虑饭店、机票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官方、企业那里拿到显示经营结果的各种数字，是否到中国来投资有了判断上的依据。

　　木元哲(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

　　我1980年就作为松下电器展览会的解说员来过中国，1992年作为松下派到中国工作的职员再次来华。当时松下电器希望打开空调机市场，对中国的市场规模做了一个预测，各种资料显示，中国的规模为200万台左右。

　　后来，中国家庭电力供应逐步充裕，市民家里的电表从5安培换成10安培、20安培以后，空调有了很大的市场，现在中国一年销售的空调量已经有2000万台。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众消费时代已经到来。

　　高桥万见子(日本《论座》月刊副主编)

　　10年前中国的稿子肯定和政治有关，但现在更多的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稿子。过去论述中国的稿子大都只论述中国政治，实在没有话题了，有时也谈谈中国古代文化。

　　一个更近的中国已经出现在了日本面前。不再专注政治文化以后，市民间的交往、经济方面的交流，也产生出无数的新问题。旧的方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新的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方法还在逐步形成中，日本媒体在发表中国方面的报道时，因此会显示出某种摇摆来。

　　山田(银行职员，在中国工作近30年)

　　30年前中国还很贫困，日本已经是个富有的国家，在战争问题上，当时很多日本人还对日本侵华有着很清晰的记忆，在中国面前有种赎罪意识。30年过去以后，中国也富强了，那种经济上的差别已经缩小了许多，同时对华有赎罪感的日本人已经离开了经济一线工作。

　　经济差别的缩小，让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转变。

　　加藤嘉一(日本“八零后”，现为北京大学留学生)

　　从古代直到20世纪末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国家实力一向是不均衡的，两国人面对彼此的心态也一直是不平衡的。

　　21世纪初的今天，时代变了。中日进入前所未有的“两强”时代。中国人正在谋求发展，越来越自信了。日本人也正在维持现状，甚至谋求政治方面的强大。

　　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日本人一方面感到焦虑，甚至自卑，但同时也使劲与中国对着干。两国实力对比与人民的心态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碰撞”。这是深刻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没法理解日本人的中国观，更没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相互认知是需要“建构”和“管理”的。在相互认知的问题上，一方简单期待对方改善观念是错误，也不现实，认知永远是相互的，问题的产生永远是相互的，其处理更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