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审视新形势下“三农”的地位和作用，用改革创新的思路与办法推进 “三农”工作，是我们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发展和建设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甚至更高，也还会有好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在解放区减租减息，恢复生产，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还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积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历史表明：“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人民事业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看，“三农”依然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尽管广大农村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但从总体上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如果农业基础不稳，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从当前形势来看，“三农”依然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一是农产品供求不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增加，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由农产品生产者变为消费者，加大了农产品消费需求；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日益严峻，农产品供求矛盾将会凸显出来。二是农村购买力不强，国民经济发展内需拉动不足。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选择。三是农民就业分化，农民工问题亟须深入解决。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采取综合措施，使农民工在就业指导、工资待遇、工伤保险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农民工依然是 “农民中的工人、城市中的农民”，这些都需要在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加以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基础地位脆弱，支持保护体系亟待健全。随着国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我国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产品总量得到增长，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靠天吃饭的状况还未完全转变；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规模不大，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等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水土保持等还需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与完善；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需逐步提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与完善。

　　二是农村生产要素流失问题突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一些土地被征用，但没有得到足额的补偿，农民就业和养老得不到充分保障。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低效益，大部分农民和农村企业不具备贷款所需要的抵押品和担保条件，农民贷款困难，农村资金也存在外流问题。由于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远远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外流，在一些地方农田存在“撂荒”问题。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将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艰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1∶2.48，扩大到2007年的1∶3.15。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明显，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广大农村的发展不充分并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四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已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农村分散的家庭经营缺乏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不利于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标准化生产，很难有效聚集资金、技术、劳力等生产要素；特别是信息服务落后，农业生产盲目性较大，导致农户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直接影响到农业效益与农民收入的提高。

　　五是农村社会管理改革滞后。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乡村治理结构相对落后。在一些农村存在农民政治权益保障不力，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还未完全落实，农民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不畅，社会治安不尽如人意等问题，乡村有效治理机制不健全，行政管理部门和基层群众未完全实现有效的良性互动。

　　三、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近期要特别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严格耕地管理，保障粮食基础生产能力，完善粮食直补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要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走“特色、高效、生态”的路子。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积极培育特色支柱产业，重点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劳动密集型企业、家庭工业以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商贸、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

　　二是建立健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针对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差距，财政支农的重点应放在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和农民享受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深化支农资金项目审批权下放改革，积极整合财政支农资金，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统筹安排使用机制。下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政策性金融，发展合作金融，创新信贷抵押担保机制。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新农村建设，加强引导激励，通过经济利益、社会荣誉等方式，提高企业参与帮扶活动的积极性。

　　三是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注重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风险大、竞争力弱的问题逐步表现出来，破解这一矛盾势在必行。从实践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是对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丰富和完善。要鼓励农民从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领域的合作，向利润率较高的加工、流通、金融、信息等高端领域的合作拓展。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开展“三社联合”，有效解决资金困难和流通不畅的问题。当前，要加强对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范和引导，引导他们围绕产业发展，拓宽服务领域，增强服务能力。

　　四是推动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逐步破除造成城乡分割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市场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坚持通过市场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领域。引导更多的企业进入城镇，使小城镇成为城乡融合的节点，成为农民走向城市的“中转站”。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把改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作为切入点，把提升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作为重点，发挥典型村的示范带动作用，点面结合，整体推进。

　　五是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积极性。要高度重视农民群众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问题。要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知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大财政投入，建立经常性的培训制度。坚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包括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平等就业权、农民群众依法管理农村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利，等等。既要激励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创造幸福生活，又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形式主义与盲目攀比，防止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负担。

　　六是建立完善新形势下“三农”工作的领导机制。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干部使用上切实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在制订发展规划、确定重大项目上，首先考虑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问题。要强化市县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大政绩考核中“三农”工作的比重。要继续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强化乡镇政府创优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服务、村民自我服务与市场化商业服务相结合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

　　刘泽民

　　（作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山西省省政协原主席）

　　原载《求是》200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