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骆家烨/报道

　　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

　　经历了中国三十年的巨变，

　　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

　　承受着改革开放的喜怒哀愁……

　　从饥饿到富足，从种地到经营。30年里，作为国内出产商品粮最多的省份之一，吉林农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农民老沙的故事要从1982年说起。

　　上世纪80年代

　　包产到户

　　从饥饿过渡到温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被世人称之为第1个“中央1号文件”的会议纪要，第一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变革开始了。

　　“这个政策是当年就落实到咱吉林的。从那以后就好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打那开始，俺们吃上了饱饭。”30年后，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左家镇河湾乡后鸭二社村民沙志明，在回忆起当初发生的事情时仍激动不已。

　　“原来就是大帮轰，口粮不够吃，还要吃返销粮，困难时连粥都喝不上。当时我才十几岁，家里做顿粥，娘把上面的米汤喝掉，剩下干点儿的给我们吃。”的确，不光是沙志明，饥饿应该是很多国人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按照该村部分老干部的回忆，那时候一公顷地顶天也就能打3000公斤苞米。还不到如今的一半，当然，除了当时的技术、品种不行外，主要原因还是大多数社员种地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为什么？包产到户前，社员都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男的一年能挣3000分，女的能挣1000分。年景好的时候一家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年干下来，多说也只能挣500来块钱。“年景不好的时候，干一年还倒欠队里的钱。”

　　“现在一个人干那时两个人的活。包产到户那年，我家9口人分了十多亩地，终于可以吃饱了。年终一算账，手里还有了余钱。我一高兴，就去长春买了台收音机回来。中国不搞改革开放真不行啊！就说去年，还不是最好的年景，我家还净剩6万多元呢。”沙志明说。

　　上世纪90年代

　　守土、进城

　　传统农民出现分流

　　包产到户让普通农民实现了饥饿到温饱的过渡。然而，伴随着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增加，守土种地却并没有让这些农民过上真正富足的生活。

　　在沙志明的账本上，化肥，一亩地花费从去年的120元涨到了今年的300元；农药，一亩地的花费从去年的20元涨到了今年的40元；由于柴油价格上涨，收割机的费用，一亩地的花费也从去年的40元涨到了50元。而这个涨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最明显。

　　沙志明和其他农民当时都认为———呆在土地上只有穷死，指望种粮赚钱，没戏！

　　想赚钱，出去打工。于是，1990年以后，“空壳村”在吉林大地乃至全国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村里的壮劳力都出去了，老人和妇女成了种地的主力。

　　据统计，作为劳务输出大乡——榆树市光明乡，仅2002年外出打工者就有1万多人。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对形势的看法也有一百个不同。在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的同时，记者了解到，守土也并非无利可图。

　　在光明乡，当地各级干部就利用土地有偿流转，引导守土农民成立了65个合作社，8000多农民分别加入不同的合作社，种植高油大豆、烤烟、药材、香瓜和专用玉米等。这些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从产到销一条龙服务，到2003年，光明乡农民在本乡储蓄存款已达2300万元，有60%农民住进了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