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作为2004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涉及面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本月1日起正式起效的出口退税上调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扭转外贸增速一再下滑的局面，缓解众多中小出口企业生存压力。政策转向，会否对此前出口退税率一再下调、减少顺差、调整外贸产业结构的努力产生影响呢？如何既着眼当前、力保增长，又放眼长远，推动转型？

　　支玲琳：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呼吁外贸结构调整。如今在这场金融海啸的影响下，似乎正在出现我们想要的这种结果：一批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但此时，观察者的态度又出现了分化。一些人疾呼，照此蔓延下去，中国经济将难以承受；但是另一些人则表示，形势好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愿动弹”，所以现在的市场淘汰，是改变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对外依存度过高，实现自然转型的最好契机。是危机还是契机，您个人怎么看？

　　尹翔硕：这个问题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其实是讲了很多年的外贸结构转型，但为什么一直很难调整，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根本转变呢？我认为，并不是政府在鼓励那些“三高”企业，关键是我们的国情。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九五”计划，甚至“八五”计划的时候，原来的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就筹划要调整外贸产业结构。于是从前些年开始，国家将一些出口优惠的政策减少了，包括出口退税率一再下调，目的正是为了引导出口企业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耗能低这样一条道路。

　　现在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们大量从事的仍然是加工贸易。因为相对而言，我们的这点比较优势仍然没有改变———土地比较便宜、工人比较勤奋、守纪律，工资比较低，适宜于搞出口加工业。怎么调？迄今为止，我们仍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整准备：既没有足够的人才，也没有充分的技术。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还是有变化的，资本密集的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但是外贸结构确实还没有根本转变。因为外贸结构调整，归根到底，是和国内的产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国家，现在仍然还处在重化工业大发展的阶段，这个转变不可能说来就来，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此，政策固然有引导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国情决定。这就是经济规律。结构调整是一个很长期的目标，而当前的政策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保增长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出台一些刺激出口的政策，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支玲琳：那么，该怎么理解政策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这种关系呢？

　　尹翔硕：虽然还不能准确估量外部需求的变化已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至少现在已经“有烟味”了。你想火灾来了，消防队首先是浇水，当然这个水可能也会把一些好东西冲掉。但火势上来，首先救火是肯定的。如果置之不理继而蔓延成大火，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长期目标呢？需要强调的是，有些是长期的政策目标，有些是短期的政策目标，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关键看哪一个在当下更为紧迫。

　　当前经济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增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推“三驾马车”。在投资上，不仅政府公共投资力度加大，还要调整企业增值税，这虽然不是减税，但实际上却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投资。为促内需，刺激居民消费，今年的一个大手笔就是农村的土地流转。其目的之一，就是让农民的资产保值增值，通过土地流转让一批现金流出来，以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此外，最近的一个措施就是刺激住房消费。当然疑问又随之而来：前一段时间还要挤泡沫，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些回调了，怎么政策又回去了？我要说，所有的政策取向都是一致的，就是保增长，如果增长保不了，问题会非常大。因为如果出现企业大量倒闭情况，由此就会带来一个任何政府都是最头疼的问题：失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支玲琳：从目前来看，保增长肯定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但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流动性泡沫再度泛滥，同样令人担忧。您认为宏观调控要实现的目标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点？

　　尹翔硕：关键是要稳住了，让信心回来。虽然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经济学家、官员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这次欧美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能不能独善其身很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危机对中国直接的实际影响可能并不会很大，但间接影响，特别是心理上的影响却可能很大。比如，很多人其实都认为目前的中国股市已经几乎见底，完全可以回弹了，但是为什么全然没有反应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担心，信心不足。所以政府当前一定要做好稳住的工作，只要信心回来就没有问题。

　　具体到出口。前几天我们在浙江探讨民营企业的问题。以浙江为例，企业的生存情况可能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好的企业还是活得不错，当然利润在下降；差的企业，不过是外部危机加速了倒闭的进程。有些其实现状还不错的企业于是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叫一叫。而且客观来说，这些措施并不能把原来就已经濒临倒闭的差的企业给救起来。

　　因此，政府出台一些保增长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结构调整是长期的事情，不可能说今天把出口退税取消了，明天就调整过来了；也不可能说今天“三高”企业被淘汰了，明天高新企业就马上出来了。假如政策不能相机做出调整和铺垫，可能首先击倒我们的不是外部危机，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就业问题。所以，这个调整一定要坚决，也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是差的企业逐步被淘汰，好的企业渐渐出现，这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