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在长江江畔一个小镇上读书的冉继军初听邓丽君的声音，惊为天籁。尽管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靡靡之音”，但大陆民歌手还是向传统唱法发出了挑战。随后，在流行乐坛，从罗大佑到崔健，从“西北风”到校园民谣，各种形式不同、内容迥异的歌曲层出不穷。

　　几年前火爆的超级女声，更是让音乐的流行贴上了娱乐标签。

　　【一水隔天涯】

　　今年5月的一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关于声音识别的讲座上，一位中国留学生播放了一段歌曲。当《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骤起，在场的中国人像是心中生了指挥棒，沉醉般地跟着哼唱。外国学生不明白，素来内敛的中国同学，为何突然张扬起了多愁善感。

　　其时，来自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冉继军在场。一曲终了，他仍未走出记忆。

　　他是邓丽君迷。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冉继军初次听到邓丽君的声音时，莫名激动。

　　满大街“的确良”衬衣扣到下巴，头发梳成板刷，拖着宽宽的喇叭裤的年轻人，同样因此惊喜，继而痴迷。邓丽君的歌声，从唱片、磁带里传出来，像颤动的丝绸，像海岛晨雾中的露珠，月光般一下洒满整个干涸的大地，慢慢地洇入一代人的内心最深处。

　　最早，邓丽君歌曲的录音磁带被海员、海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带回大陆，渐渐在人群中流传开来。歌声听来软绵绵的，但其中似乎又有着难以言说的清新气息。人们说，她的歌漂洋过海而来，被海风打湿了。

　　有条件的人，开始用录音机翻录邓丽君的歌，然后一遍一遍地倒带，听多少次也不厌烦。当时的磁带只有上海录音器材厂生产的大录音机盘式磁带，而非盒式磁带，搬进搬出，录音时间需要两三个小时；后来，盒式录音机出现了，有了盒式磁带，人们便用两个录音机对在一起转录。录音机磁头一圈圈“吱吱”地转着，旁边的人眯着眼睛，充满期待。

　　尽管电台里不播，电视屏幕上没有，晚会上更不见踪影，但在人们的疯狂转录中，邓丽君的歌曲迅速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爱人》，就像诗一样蘸满了浓浓的情意，在一个普遍淡漠爱恨情愁的年代里表达着爱。

　　有不少人，听了邓丽君的歌，却没见过她的容貌，如痴如醉之中，便根据自己的想像给这位歌者画下了像。等到见到邓丽君照片，互相对照，竟相差无几。因此，邓丽君温婉轻婀的形象，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最佳图解。

　　甚至在今天，百度的“邓丽君吧”中，无数像冉继军一样的邓丽君迷们，对他们的“君姐”无限爱戴。他们说，如果将邓丽君比作林黛玉，王菲一代们就只能是薛宝钗，因后人未能谋面林姑娘的天姿，于是便视薛为国色……可我们是贾宝玉啊，林黛玉一生都深藏在我们的心里了。

　　但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大陆，人们还一时难以说清楚，为什么在没有“三通”、两岸文化还没有正式接触的情况下，邓丽君的歌声能够不请自来。因为按照当时普遍的理解，家国百废待兴，尚无暇顾及精神需求。而远在宝岛的邓丽君或许也并不知道，在对岸这片曾经只生长红色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的土地上，她的歌正如同暗流一般涌过大街小巷。

　　当我们用时间的长镜头，再次把焦点定格在那个年代，应该会发现，恰恰是两岸间几十年的隔阂，造成经济、文化上的泾渭分明，给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个机会。除了美丽的音乐，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更能适于伤逝离情？还有什么能对压抑、焦渴、迷惘的人心，更具抚慰和启迪功效呢？

　　【何日君再来】

　　大陆有胆识的音乐人陆续起而效仿。尽管，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靡靡之音”。

　　民歌歌手李谷一和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率先向传统唱法发出了挑战。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小明唱出《军港之夜》，但很快遭到权威音乐杂志批评；李谷一在演唱《乡恋》时，使用了“气声”唱法，仿佛一石击水，听众好评如潮，但上纲上线的批判也如影随行；而真正试水流行唱法的程琳，更是经历了多次沉浮。

　　作曲家谷建芬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并将其带到了北京、上海的大中学校甚至幼儿园。一位网民记得，歌声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唱响时，适逢大雨倾注，人们便把衣服脱下披在头上拥到台前使劲鼓掌，为他们从未听过的音乐感动不已。但是，这首畅想美好明天的歌曲，同样引起了激烈争论，它被定下的罪名——“用资产阶级音乐毒害青年”。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们只得无奈冒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得以正名，也因此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也就在一年后，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意味着海关已经对此类物品自然解禁。

　　实际上，不仅仅是音乐，邓丽君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自己能身随歌声，飞越海峡之水，在祖国大陆办一场演唱会。她向往周璇当年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她很想来北京看雪，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

　　1988年，中央电视台向邓丽君发出了参加海峡之声音乐会的邀请，同时，春节联欢晚会导演组也在酝酿邀请她加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刘忠德，有意全力促成此事。这位正部级官员，同样是邓丽君的歌迷。他对媒体记者说，他尤其喜爱《小城故事》清新婉约的曲调。

　　港台甚至海外艺人来京，或演出或进行文化交流，这在今天看来，是再寻常不过之事，但在当时，却遭遇重重阻力。就在各方小心翼翼运作、邓丽君来大陆的条件逐渐成熟之时，香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扔出一篇“重磅炸弹”，“揭露”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

　　虽然该消息后来被证明为误传，但邓丽君的大陆之行自然就此搁浅了。

　　忆起这一旧事，刘忠德现在仍耿耿于怀。他甚至将邓丽君擦肩大陆，引为自己主政文化部期间的一大憾事。

　　1995年5月10日，邓丽君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但观众看到的，却是她猝死的噩耗。一直宣称自己是河北人的她，最终未能踏上大陆的土地。

　　邓丽君轻轻地唱着，“请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永远怀念你”，泪流满面。镜头内外，同此凉热，那个温婉的人儿还在那里说：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不是吗？

　　【光辉岁月】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年轻一代在习惯激情、奋进式的成长之后，开始有意无意地寻找另一种青春表达。

　　在知名乐评人郝舫看来，“文革”结束后的10多年里，一切看似都在狂飙突进般地向前发展，但其间文化话语权的孱弱，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也正导致了那一代人重构价值观念时，生出种种失落和无助。

　　这时候，罗大佑的声音出现了。他的《童年》、《光阴的故事》、《野百合也有春天》等歌曲渐成流行之势。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像是春雨，那么，罗大佑的音乐该是一坛佳酿，他的歌中蕴涵了成长的渴望与迷茫，以及或多或少的社会价值判断。其中深意，听者久久品味之后，才能得以沉醉。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大佑的歌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流行状态。许多人，是在一遍一遍反复听过磁带之后，蓦然回首时感同身受，从中端详出了自己的青春印记。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时至今日，在现代城市的KTV包间内，罗大佑的歌仍被点唱不衰。

　　罗大佑的一位歌迷说，你如果只听罗大佑的一张唱片，你可能会读不出其中的意味，当把他所有的唱片摆在一起，你就能够明白，他是在渐渐地拼图，最后拼出一张中国人的脸。

　　2005年,罗大佑的《现象72变》被收录进《大学语文》诗歌篇中。编者给出的收录理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以此审视，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同样关乎现实环境，但比罗大佑的歌曲更具叛逆色彩的，是兴起于1990年前后的摇滚乐。

　　崔健是不得不提及的名字。1986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引爆全场，那种一低一高哭喊诉说式的歌声，触动了积压很久的中国人的神经。

　　《一无所有》，唱尽了上世纪80年代末。走在街头的每个人，似乎都更愿意标榜自己的“无所有”，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声明，他们其实还“有所谓”。

　　此后，摇滚乐像一支火把扔在了国人情感和欲念的干柴上，迅速引燃。我可以听不懂你唱什么，但那声嘶力竭的呐喊，能让我感觉愉悦，这几乎是众多年轻拥趸们亲近摇滚最直接的理由。

　　唐朝、黑豹、何勇和张楚……摇滚音乐人队伍不断壮大，唱片发行量突破几十万的大关，露天体育场里的演唱会人头涌动，群情激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梦回唐朝》、《姐姐》、《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等摇滚代表曲目，一夜风行。

　　真正将摇滚乐的流行引向极致的，应该是Beyond乐队和他们的音乐。“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希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那些时日，同样也是摇滚音乐的光辉岁月。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人们似乎才意识到，粤语歌原本也可以如此易于传唱。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和流行音乐相关的流行事物相继出现。歌词手抄本在当时的校园中风行，“随身听”别在了少男少女的腰带上，卡拉0K也逐渐走入大众生活，成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

　　一旦有了更广泛传播的渠道，流行音乐的大众面目也就不再模模糊糊。而这又可以反证，那些不思进取或风花雪月的音乐，纵然红极一时，但终流传不远。

　　曾经劲刮的“西北风”和校园民谣便在此列。前者，一度被认为是音乐创作的革命性突破，但该“风”劲吹两年之后，就因一成不变的风格逐渐湮灭无声。校园民谣，则被认为难脱校园的“圈养特性”，有太多的莫名伤感泛滥其中，因此难成主流。

　　当然，也或许是世人的脚步太快，无奈地超过了曾陪他们成长的那些校园歌声。青春的花开花谢，和美丽知性的同桌，都远远地留在了身后青涩的校园。谁把她的长发盘起，谁给她做的嫁衣，可堪知否？

　　【想唱就唱】

　　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上世纪90年代末及本世纪之交前后的流行乐坛，像是一个涂了三原色的陀螺，一经旋转起来，便幻化出多姿的光彩，各种形式不同、内容迥异的歌曲层出不穷。

　　流行音乐，成了一道道文化速食。人们转而更多地在意新事物带来的刺激和感动。昨天他们还和王菲、那英苦苦《相约98》，明天就会迫不及待地跟风挥舞着双节棍哼哼哈哈的周杰伦。

　　对偶像效应的追逐，是年轻一代对流行音乐的新诠释。

　　而几年后登台的超级女声，更是让音乐的流行贴上了娱乐标签。

　　“你为什么喜欢超女？”“没有为什么，觉得好看，就看了。没有人会在吃饭前先要考虑‘为什么吃、这顿饭含有多少维生素’之类的问题，‘想吃’就是唯一的理由。”

　　这是记者和张朋(化名)的对话。

　　张朋是超女张靓颖的粉丝。他狂热地收集张靓颖的演出海报，整个2005年超级女声赛季盯在屏幕前支持自己的偶像，与无数“凉粉”们共悲喜。

　　从他的回答来看，张朋对音乐的选择，无疑多了些率性的成分。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再用人文的眼光和手段去打扮生活，似乎有些过时了。

　　张朋同时也认可，正是由于超级女声本身非常规的节目设置，使他头一次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在以往，他们没有这样的渠道。

　　可以说，人们对于这种全新参与形式的好奇和迷恋，甚至多于他们对音乐本身的关心。许多人认为，超女最好看的部分当属海选部分，很多场次都会涌现出极其搞笑很有幽默感的选手，让人在狂欢之余，亲手投票构建自己的偶像体系。这无疑是一个很能打动人的过程。

　　粉丝们喜欢李宇春的洒脱，玩味周笔畅带点憨憨的表情，也最大程度地服膺于张靓颖的“海豚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年人加入选战。他们按下手机键用拇指投票，他们也用脚投票——奔走拉票，游说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偶像。其状况之热烈，前所未有，犹如一场盛大的游戏。

　　超级女声背后，有这样一组数字：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超级女声，由此被更多地解读为一场文化事件。

　　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著文说，超级女声开启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在超女一路PK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卷入了选择和投票的狂欢。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

　　但批判的声音也从未止息。超级女声被指“低俗”、“缺乏社会责任感”。

　　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超级女声是对艺术的玷污，该节目宣扬的一夜成名思想，全然违背艺术规律。

　　超女粉丝们马上反戈一击说，一夜成名有什么不好吗？不成名就好吗？一个人，凭借超高人气，赢得人心所向，进而出人头地，这有什么错？

　　类似的论战，在互联网上锋芒毕现。

　　而对于超级女声的“高雅与低俗”一说，有网民不客气地指出，这实则是体制内外对于文化艺术话语权之争。高雅也好，低俗也罢，都不过是不同形式的文化产品，消费者自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再需要有人为此指手画脚了。

　　每次超级女声播出之前的宣传片中，超女张含韵蹦蹦跳跳地哼唱：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

　　勇敢的自我欣赏……”如歌岁月，歌者的心态如此，自然是呼应了万千听众怀中意境。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