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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

　　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

　　他曾8 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1972 年，他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随后他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有他的烙印。他邀请中国出席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并给予中国代表团“特殊照顾”。如今，这位世界环保运动中的教父级人物晚年长住北京。他对记者说：“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未来非常看好。”

　　文/ 周一妍 摄影/ 唐晓毅

　　“我不累，我很乐意谈我的环保工作。”

　　10 月10 日晚，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全球环保界重量级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现身上海展览中心，担任一场名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商界领袖圆桌会”主讲人。开幕前，79 岁的莫里斯由两名助手搀扶着走进休息室，坐定后，他仍有些气喘吁吁。当记者提出想就环保问题专访他时，一旁的助手立即上前劝老人再多休息会儿，莫里斯却向助手摆了摆手，说：“我不累。”

　　对话从这场商业会议说起。记者好奇这位把毕生精力用于环保事业的老人，为何会对一场金融和企业界人士扎堆的活动感兴趣。莫里斯告诉记者，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工商业的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环保。近几年，他把工作重心移至北京，帮助中国企业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关注环保产生的经济收益。

　　北京奥运会前，通往北京首都机场的轻轨建成后，莫里斯立即通知助手，他今后去机场一律搭乘轻轨而非轿车。他的三名助理纷纷劝阻莫里斯，因为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平日走路比一般人花费多一倍的时间，乘坐轻轨可能不安全。然而，莫里斯却相当坚持，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北京城市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助理Lydia 告诉记者，莫里斯非常绅士，从不让女性拎包。每次到首都机场，头发花白的莫里斯会拖着一只沉甸甸的行李箱，蹒跚而行，尾随在他身后的，则是一两名神情紧张的中国年轻人。

　　“除了天气，北京的样样我都爱。” 斯特朗对记者说。

　　姑姑的越洋来信

　　莫里斯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于姑姑，美国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29 年，莫里斯出生在加拿大马尼拖巴省橡树湖畔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名工人，母亲是小学老师。小时候，他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姑姑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中国的来信，他会一字一句仔细阅读。

　　安娜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曾与斯诺、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新中国时期的报道。1925 年，安娜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先后6 次访华，见过周恩来、毛泽东等人。1946 年，安娜第五次来华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她的谈话中提出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通过与姑姑的书信往来，莫里斯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中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东方古国的文化，更多的是“经过革命风暴洗礼下焕发的勃勃生机”。

　　“ 我跟她的关系不甚亲密，但她对我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我的直系亲属。”莫里斯这样总结他与姑姑安娜的关系。

　　在童年那些信件的潜移默化下，莫里斯的人生某些方面跟姑姑安娜惊人地相似。姑姑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72 年莫里斯通过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在环保问题上同样“超前眼光”。

　　1958 年，72 岁高龄的安娜第六次访华，定居北京。现在，79 岁的莫里斯也长住北京。

　　1972：环保唤醒中国

　　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莫里斯.斯特朗，这位联合国第一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划人，促使中国人把“环境”和“保护”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起来。

　　1972 年6 月5 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当时参加此会的中国代表曲格平如此评价道。后来，曲格平成为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70 年11 月到1972 年12 月， 莫里斯先生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莫里斯回忆说， 发达国家遭遇美苏冷战，把是否参与联合国大会当作政治砝码相互制衡，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研究环境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要利益——改善贫困状态和加强发展，于是对环境会议反应冷谈。原本与政治圈毫不沾边的莫里斯天天跟各国政要打交道，一方面游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席会议；一方面出访东德、苏联，传达各种有关会议的信息直到说服他们加入。莫里斯曾试图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取得联系，遭到拒绝后，他仍想方设法通过朋友关系拜访并说服了她。

　　“中国却是一个着实让我省心的国家，”莫里斯说。周恩来总理在接到他的邀请后，力主中国派团参加，派出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核工业、石油等部门40 多人赶赴瑞典斯德哥尔摩。而当时中国正值“ 文革”，社会一片混乱。时隔这么多年，莫里斯对周总理的超前眼光，还是印象深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是一再称赞。

　　曲格平是当时周总理选派的代表之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那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言，应该发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限制，都不懂。所以在那次会议上得到了莫里斯.斯特朗很大的帮助，他非常友好。由于那次会议，我们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莫里斯曾于1953 年来中国考察过，所以对中国代表团有更清楚的了解。为让中国代表团更好地发表见解，莫里斯每天早晨都会给予他们“特殊照顾”，为他们详细介绍当天会议议程，写下注意事项，提出友善建议。

　　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中国代表团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污染”(废水、废气、废渣)，而其他各国谈论的却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

　　当然，莫里斯跟中国代表团也曾发生过争论。莫里斯回忆，当初中国坚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并且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希望把“人是最宝贵的”等写入《人类环境宣言》，但莫里斯认为在短短10 天会议上讨论修改《宣言》时间太紧，劝说代表团不一定要做大的改动。由于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持，在会议最后一天晚上，双方针对将要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莫里斯对中国的坚决态度表示支持和理解，帮助中国在《宣言》中添加了六七条。

　　“ 斯德哥尔摩会议改变了中国的一些观念。中国当时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一切从人的福利出发，因此它不会产生环境问题。这个理论曾在一个时期内束缚我们不能看到和想到更多的问题。” 曲格平说。作为会议负责人，莫里斯向中国代表团介绍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消除中国关于“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的误解。

　　“ 渐渐的，我明白姑姑安娜说的那句话‘未来的中国将引领世界’。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中国必将引领世界，但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而是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莫里斯对记者说。1972 年10 月， 第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