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一方面我们当时面临着其它国家核武器的这种核威胁，一方面我们在技术上得不到该有的支援，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叫596是吧，这个背后的故事您给我们讲讲。

　　胡思得：在1957年的时候，中苏有一个新国防协定，本来苏联帮助中国来提供教学模型，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他们最后就撕毁了这个协议，把专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回去了。所以这样完全靠我们自己，当时面对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国调来的学生，就靠这样大家干起来的，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条，刚才杜院长提到，大家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一定要争这口气，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当时美国用核武器老是来威胁我们，苏联当时又背信弃义了，他们就撕毁协议，走了。所以当时我们憋着口气，所以就发愤图强，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给我们座谈的时候，这个愤是愤怒的愤，大家确实憋了口气，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可以说真正日以继夜地干，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手要用计算器，不像现在用很大型的计算器，三班倒，特别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好多人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十点钟，要让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觉。

　　李小萌：劝回去睡觉。

　　胡思得：劝睡觉回去睡觉，他们有个任务，12点钟的时候，我们动员把大家还是要回去睡觉。

　　李小萌：精神的力量，动力是最大的。

　　杜祥琬：你问的596具体的名字，它就是因为1959年6月撤了专家。

　　胡思得：苏共中央当时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就是1959年6月正式一封信。

　　杜祥琬：后来说要搞这个东西出来，给它起个什么名呢，首任院长李觉将军说那就叫596吧，这么来的。

　　李小萌：真是赌一口气，一般我们会取一个比如说喜庆的数字、吉祥的日子，结果是别人撤出专家的日子，撕毁协议的日子。

　　杜祥琬：尤其是争气的名字，争气弹。

　　李小萌：在这5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一定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人物必须载入史册，也有很多人会留在各位的心中，我想每位给我们讲一个您认为在中物院或者说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人，让您敬佩的人或者印象深刻的人。

　　胡思得：我1958年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到所里，我们去跟邓稼先报到，办公室只有三个人，我们也只有三个，去报到，邓稼先是个非常好的领导，很平易近人，我们都叫他老邓，不叫邓主任。

　　李小萌：你们年龄上也差不少呢。

　　胡思得：我跟他差12年，他非常平易近人，比如讲我举个例子，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房子刚盖起来，没有暖气，到冬天北京是非常冷，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得要看书，我们看到一半的时候，看到十点钟了，到对面的副食商店里边，有大的火炉，烤手，烤热了再回去，有一天邓稼先过来了，也在烤手，他也一样没暖气。当时我想这么高级的领导，当时他调到我们单位里第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从美国回来的，想他都坐在这儿烤火，我们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话说呢？所以他从一开头，等于是我们搞理论的，一个核心，他对周围的同事都很团结。

　　李小萌：平易近人，同甘共苦。

　　胡思得：所以像这些精神都非常非常值得学习。

　　李小萌：所以我想您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您的下属和后一辈的对不对？

　　胡思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努力做到这个。

　　杜祥琬：您刚才问印象深刻的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事业领域里面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是这个事业的开创者，而且为这个事业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也为整个队伍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学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就是王淦昌先生，他可以说是这个队伍里面最老的一位，他是1961年在莫斯科的一个叫杜布纳国际核子研究中心，在那里发现了反西格马超子，已经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了。

　　李小萌：当时有一种说法，如果他没有回国，有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是不是？

　　杜祥琬：他那之前有好几个成就都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但是国家把他调回来，跟他谈话，让他从事原子弹的研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这以后他就消失了17年，从那时候一直到1978年。

　　李小萌：他这种消失是真正意义的消失，连名字都改了。

　　杜祥琬：他改名字，他这名字也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用，他就没有名了。我想给你再说一句话，还有从那以后就埋身于核武器的突破，原子弹、氢弹、地下核实验，我后来又有幸跟他做863计划，1986年3月，他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到90岁的那年跟我说过一句话，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当时是鼓励年轻一代人，但实际上他的行动也是表明这点，他从60岁以后，干了好几件大事，地下核试验测试过关，当时他在我们院是领导这个试验的，然后来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试验，也是在那以后。他和王大珩几个人倡导863计划也是那以后的事情，他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又开创了一些新的领域，所以他做了很多大的事情都是在他60岁以后，所以我想这一代人他们的事业心，他们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国家奉献这个精神，还有他们一个特点，他们的学术功底非常深厚，这点就踏踏实实做学问这一点，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从来都不会过时的，这点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李小萌：对您有直接的影响？

　　杜祥琬：非常直接的影响，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李小萌：邓所长作为年轻一辈要树立起来这些老前辈，说哪一个不说哪一个都很难吧？在您印象当中你觉得对你个人影响最大的。

　　邓建军：我觉得一个是刚才讲的王老，王淦昌老先生，我觉得他原来有一句名言，不搞出大闪光(一种核武器实验室模拟设备)死不瞑目，他最后一次到我们院，我们实验室来的时候，当时题了一个词，一定要赶超美国。我们现在应当说是这几句话我觉得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很高兴地可以说是告慰王老，我们现在的大闪光搞出来了，而且水平是世界先进水平。还有我们的陶祖聪，我们院的总工，还有我们丁伯南副院长，这两位都是已经去世了，但是实际上对我个人影响是非常大，我们院里老一辈科学家普通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平易近人。

　　杜祥琬：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有牺牲者，像郭永怀要提到一下，他就是因为飞机失事从基地飞到北京的时候，飞机失事以后，烧死了，他的故事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最后这个镜头，就是飞机失事的时候是跟他警卫员抱在一起，两人都烧焦了，可是两人肚子之间抱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是保密资料，完好无缺，像这样的，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想的是事业。像这样一些事情，对我们整个的队伍感染那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李小萌：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到胡院士，就是说中物院取得最大的成就，当您说了那些可见的成绩之外，您说到了一个精神的问题，不管是两弹精神还是说中物院的核心价值观，说筑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我觉得这也需要给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核武器的研究和这么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是相关联的？

　　胡思得：我举个例子，你可能会明白。邓稼先在1985年下半年开始，他被诊断有癌症，这个时候他跟于敏同志一起给中央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他估计到当时的核武器水平，美国和苏联就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会停止实验，所以他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他写了非常重要的建议，这个最后的建议，他是在医院里边最后完成的，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再一个橡皮圈，因为他是直肠癌，不能坐在凳子上，搞一个轮胎这样，坐在这个上头，抹汗这么写，他这个报告，他考虑到我们国家核试验，如果这个事情停顿了，这对我们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当值得核武器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所以你看，这些老先生，到生命最后一刻，考虑到我们这个事业，报告交上去以后，当然中央后来很重视，对我们后面1986年以后的核武器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样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把自己的生命最后全部贡献给这个事业，这个我们印象相当深刻。

　　杜祥琬：我觉得他们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业绩，也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永远崇高的一个价值观，既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具体的科学技术成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集体里面感受这个财富对我们的营养，我们也经常给更年轻的同志们讲他们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价值观能够传承下去，我想这个东西是不过时的，虽然现在时代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观永远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