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时期的“川农大精神”（中）

　　■ 本报记者 王飞 江芸涵 张守帅

　　8日雨后正午，一位头戴草帽、身穿围裙的“老农”站在雅安雨城区草坝镇一片齐腰的稻田里做着记录……“这是我们学校的水稻专家周明镜教授，他正在做恢复性选育研究。”陪同采访的川农大人介绍。“我已在农户家里吃住20多天了。”走上田埂，周教授对记者说，过几天这里的研究结束后，他又要去海南试验田看看。

　　看着周教授晒黑的脸和粗糙的手，我们突然体会到了“川农大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像周教授这些“在田间培育希望，在地里创造辉煌”的川农大人身上。

　　艰苦创业铸就精神

　　1956年，学校从成都迁至雅安独立建校。一批川农大人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水稻研究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开达经常是犁田、挑粪、栽种、观察、收割样样都干。为加快育种，周开达一年中分别要在雅安、南宁和海南岛种三季水稻，为赶时间，连泡种都在火车上进行。最苦的是观察花粉，必须在太阳最烈的时候进行，一季试验下来，周开达全身被晒得又黑又亮，人也瘦了一圈。最终，周开达首创了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率先探索成功杂交稻超高产育种新途径——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第一次创造运用生态育种法选育两系杂交稻，为我国杂交水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今年9月结束的“第9届国际山羊学术大会”上，徐刚毅教授被选为新一届国际山羊学会理事会理事。这是我国继1992年之后的首位理事。原来，中国有山羊两亿只，是全球山羊数量最多的国家。1987年，中国首次参加“第4届国际山羊学术大会”时，却因参会人数最少、提交论文最少的原因，大会否决了下届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提议。

　　“‘山羊大国’说不起话，我们倍感惭愧。”从此，徐刚毅教授带领课题组为完成“天府肉羊新品系培育及配套生产技术”的研究，翻山越岭、趟水过桥。“山羊走的路，我都走过。”徐教授笑言。

　　1997年，徐刚毅参加“长江中上游生态重建”课题研究。在海拔1000多米的二郎山深山沟里，没路、没电、没安全饮用水、电话不通，有的只是朝夕相处的几十只山羊。渴了喝口溪水，饿了吃包干粮。“我们坚守了两年多，获得了多项科研数据。”

　　在采访中我们深深感到，川农大取得的成果，是川农大人从田地里踩出来的，从畜禽舍里蹲出来的，从山林里钻出来的。

　　社会责任彰显精神

　　在雨城区草坝镇四川省原种水禽场，一间间鸭舍紧邻而居，上万只鸭子正悠闲地吃着“午饭”。

　　这里，既是川农大的“水禽专家大院”，也是全省最大的水禽基地。基地的建立，在草坝镇形成了和水禽相关的孵抱、养殖、饲料销售等9大产业，形成年产20万只父母代，4500万只商品代的规模，约占四川集约化养鸭业市场份额的2/3，并覆盖川、渝、滇、桂等10多个省份。

　　像这样的 “水禽专家大院”，川农大已建立起了26个。以“专家大院”为载体，老师们把成果带入企业，培育基地，带动产业，把科技传播到千家万户。3年来，“专家大院”开展科技培训130余期，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近3亿元，建立示范户9400户，其人均年收入增加550元。

　　在川农大采访，记者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川农大人身上都洋溢着报国兴农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据了解，川农大有91％的人出国留学后都回了国。高回归率带来的是不可小觑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川农大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9项，省（区）科技进步特等奖4项、一等奖32项。20多年来，川农大在全国的近20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推广科技成果300多项，创社会经济效益600多亿元。

　　灾后重建弘扬精神

　　“5·12”大地震发生后，处于重灾区的川农大在积极开展抗震救灾的同时，还迅速以科技和人才智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

　　5月13日21时，在从成都赶回雅安的路上，川农大动物营养所教授王之盛借助车内微弱灯光，在笔记本电脑上完成《四川地震对奶牛产业的损失情况》专题报告。距大地震发生仅30个小时，王之盛便汇总了绵阳、成都、阿坝等重灾区的奶牛产业受灾资料。次日一早，该报告上报农业部，为上级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学校认真安排、精心组织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教师，在震后10天内就编写出了《水稻救灾应急技术措施》、《马铃薯抗震减灾建议措施》等涉及灾后农业生产、生态恢复、重建应急技术资料10余万份发到灾区，指导全省灾后农业生产工作。国家科技部为此专门发来感谢信。

　　震后不久，川农大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校长文心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全国著名玉米专家、72岁的荣廷昭院士任专家小组组长，成员包括各学科知名专家，开始全面指导灾区农业生产、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

　　情倾祖国，心系灾区。在川农大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腔对党和国家赤胆忠诚的报国之志，一种艰苦奋斗不辞劳苦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