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擂鼓镇东面的茨沟村，一条公路把村子划成了两部分。一半处于新擂鼓镇重建的规划范围内，直到10月末仍保持着地震后的破坏原貌；而另一半属于传统的农村，农民们最早在8月就已经开始自建永久性住房。

　　一户农房重建时间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尽管第一个《北川住房灾后重建实施方案》早在7月20日就公布，大致的国家资助政策也已明晰，但大部分北川农民仍然在修缮旧房子，或者住帐篷。根据统计，北川农村需要重建住房23552户，加固维修15348户。但到9月底，累计开工大约8000多户，占1/4。从绵阳向北，经过安县到北川，越接近北川，农房重建情景就越少。

　　“早一点建房，价格也便宜一些，” 茨沟村村民肖秀兰庆幸自己早在9月初就建房子。那时，每块新砖价格是0.4元，旧砖是0.14元，还得到二炮官兵的免费帮忙。“虽然比地震前建房还是贵了很多，但如果进入10月才开始建，造价会更高。”

　　灾区农民重建住房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在10月底，北川临近江油与安昌的擂鼓、通口等镇，每块红砖的价格已涨到了0.65元以上，在交通不便的北川西部山区甚至超过了1元，而在地震前只需要0.3元，于是，在地震中承受了财产损失的灾民，还需要付出额外的高价重建家园。

　　为了跟上灾区重建庞大的建材需求，在交通便利的擂鼓、通口等镇，当地政府与山东的对口援建单位在10月以来实施了补贴政策，对由统一购进的建材提供相当于价格1/4左右的补贴，今年每个农户提供16000-22000元的建房补贴，但对于北川城乡庞大的重建需要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从各地运送到北川的高价非统购建材仍然供不应求。“如果能让农民分阶段分批自建房屋，或者情况会好得多，”在猫儿石村，一个来自江油的包工头向记者说。

　　根据每户农房耗砖3万到5万块的建设量，如果北川3.6万个住房受损/倒塌的农户都开展住房重建，那样将消耗大约1.8亿块砖头。巨量的建筑规模引来了各种淘金者。

　　进入11月，擂鼓镇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水泥厂等释放的粉尘与阴雨混合在一起，把城镇的上空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来自江苏盐城的两个商人与当地人合作，在废墟里直接挖出建筑碎料，压缩制造售价3毛7分的免烧环保砖，尽管日产量有4万块，但完全供不应求。“很多修房子的一来就说要拉10万，我亲自上马都搬不过来。我们还要开设更多生产线。”砖厂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在北川各乡镇废墟与板房里张贴的新广告，大多是售卖水泥等建材。来自四川、山东等地生产商纷纷在此划地开生产线，以至于江油地区的砖厂在震后四个月后再无立项上马的空间。各种工厂的匆匆上马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譬如很多二手或质量不及格的机器只运作了一两天就出问题，以至于投资者与机械供应商的纠纷时而发生。

　　除了建材厂商，各种施工队也在抬价，每平方米达到150-200元不等，这比震前高出了两三倍。为了节省工钱和应对相当于震前两倍的物价，农民自己动手修房子，几乎以最简陋的方式经营自己的震后生活。

　　北川中心的南迁

　　灾区高昂的物价，不但困扰着重建家园的北川人，连北川县级的干部们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在北川干部董玉飞自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记者云集到北川，很多基层干部与记者的交流，对话往往就是从加工资开始。

　　地震后，随着曲山旧县城的陷落，新的北川政府都搬到了安县的安昌镇，由于南迁的城镇人口太多，安县各城镇的房租都大幅上涨，平时1800元月租的两室一厅套房，在半年里逐步上升，达到了大城市的2500元的水平。“刚搬迁时，我们开始只能在办公室睡觉，现在很多人都跑出去租房子，普通的一居室都要1500元，而且特别难找。”北川县旅游文化局一名副局长说，“县里很多部门都搬到这里，把以前一点人气都没有的安昌完全带旺了。”

　　如今的安昌镇，已完全看不到曾是安县县城的痕迹。镇上满街都是北川政府悬挂的标语与横幅，随处可见北川政府各行政机关，北川县工商局建在一个市场的二楼，旅游文化局则“藏”在新华书店后面。在安昌周边的板房安置点，还居住着近万名的北川人。

　　记者采访过的所有北川官员都认为，包括安昌在内的两个原安县半镇区的辖地将成为北川的一部分，就只等中央的正式宣布而已。

　　在过去，北川只有曲山与擂鼓两个一级城镇，而其他乡镇的居民数都在2000人以下。在5·12大地震里，曲山全城尽毁，逃出生天的接近3000名县城居民被安置在绵阳辖内的三个灾民板房安置点，从此擂鼓镇成为了最大的灾民的安置点，也成为了实际的北川中心，其板房超过6000套，在安置点聚集了接近1.8万名北川灾民。这里的板房区，山东济南的援建系统以最高的规格去建造，小学、诊疗所、沐浴间、厕所、厨房、健身广场以及绿化地一应俱全，其下水道设施还参考了城市的标准，而其他一些地方的板房区，有的连洗澡间都没有。

　　在地震前，擂鼓镇是北川县的工业中心，有水泥、板材等工业存量。当地政府曾在震后争取擂鼓镇成为新北川县城的所在地，但由于擂鼓处于地震断裂带，这个方案最终被地质专家所否决。不过擂鼓在北川未来的纽带地位也极为重要，这里将是老北川山区与外界的连接点。

　　实际上，在地震后，漩坪、禹里等川北乡镇的居民，就有安排或自发地大规模撤离到擂鼓以南的北川与安县地域。在重建北川计划中，北川县政府也倾向于将北川的中心南移。在10月下旬，北川第一次召开了震后的全体干部大会，提出了在安昌以南的板凳桥地区建造新县城的规划。

　　“以后北川就是两个中心了，北部山区的人以擂鼓为中心，而聚集在安县的灾民则以安昌为中心。”长年在北川代理某全国品牌的商人丁晓乔已经嗅到了新商机，记者采访时，她正在擂鼓，着手把过去在北川中心城镇的生意恢复起来。

　　在震后重返擂鼓镇的人，都会惊叹这个灾区中心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由于有三年免工商续费及免税等优惠，很多当地人在板房门口做起了各种生意，从餐厅、发廊、麻辣烫到豆浆铺，一些灾民甚至成了收租者，每月以数百元价格出租板房或帐篷。山东援助单位的员工、军人、志愿者乃至记者成为商铺的常客，晚上的烧烤摊坐满了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尽管，大多数在灾难中遭受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打击的灾民，还没重新过上夜生活的习惯。

　　谋生与旅游业愿景

　　在擂鼓镇胜利村村民何易喜眼中，北川的重建是一种人生的机遇。他的田地在地震后被改建成板房社区旁的大路，而他的身份也从农民转成了城镇居民，“突然间”有了购买社保的资格。

　　没有土地去耕作，他尝试着在路边搭起两个帐篷，一个做小卖店，一个租给外地人，自己白天还到水泥厂上班。“如果擂鼓能成新北川县城就更好了，”他说，“人多就机会多，而且国家投这么多钱在这里，你难到就分不到哪怕亿分之一？”

　　不过更多灾民——大部分是失去了家园的山区农民，或者被安置在其他灾民安置点的城镇灾民，他们并没有路段、资金等经营个体商业的基础，他们的收入仍依靠每个月300元(在10月后变成每个月200元)的救济金。没有在地震与泥石流中完全失去田地的农民，通常奔波在板房(帐篷)安置点与山区之间，照顾牲畜与庄稼。由于地震后的虫害与鼠害大幅度减少，亩产反而提高了一到三成。

　　为了谋生，或者赚钱盖房子，很多北川灾民选择了出外打工。在过去，北川人多以农业为生，种植五谷及药材等作物，而在地震之后，数万失去土地，尤其被堰塞湖或塌方埋掉家园的灾民，甚至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则要重新开展自己的新生活。

　　“从漩坪走出来之前，天天担心余震和洪水；出来以后，天天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在安昌的漩坪灾民安置点，37岁的王乐喜坐在板房里回忆着过去。上个月他穿过北川旧县城，发现有老乡在那里向参观者兜售北川地震前的照片，他也加入了这个淘金队伍。

　　在众多的未来前景里，北川政府对旅游业情有独钟。为了实现“三年再造新北川”的目标，旅游业已被北川作为“先导与优势产业”来发展，以求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在县旅游文化部门的计划里，北川将投入197亿元去发展旅游业，把全国对北川的关注变成旅游的收益。这个资金规模，比山东三年内援建北川再造的资金规模还要高出一倍。地震博物馆、唐家山堰塞湖旅游区等项目已获得国家以10亿计的补助支持，而擂鼓镇将被建设为一个现代化的羌寨风格建筑群。

　　不过北川在地震后被破坏的情况，使这些旅游业的愿景都有待时间考验。“确实北川受到了全中国的关注，领导、来宾、游客到这里都会去看看旧县城地震后的样子。不过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目前从擂鼓向北的公路还没打通，山区里的路况也不好，如果不先把基础的东西弄好，把景点搞得再高规格、再漂亮也有局限。”原北川旅游文化局局长罗胜利说。

　　北川文化旅游局纪检局长邓红，现在可算是北川最大的旅游业务员，刚到山东、韩国等地推广北川旅游。“我们现在提的就是‘在地震废墟上建旅游大县’，我们的核心旅游产品就是地震旅游。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会担心这样的投资规模并不符合实际，但旅游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只能说三年内会恢复、建设好，若说收回投资，那是长远的打算。”

　　无论如何，在“三年重建新北川”的口号下，北川，乃至北川人已经开始了农业转向工商业的第一步。盘踞在北川入口的猫儿石村，在省里的统一安排下，正被打造成高规格的“吉娜羌寨”。在政府的愿景与外来援助的推动下，北川人将面临更多的拆迁、迁徙、重建，其曾经悲痛、焦虑的人生，也必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