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最终判定我认为就是两条,时间和读者。我一开始就不认可他们的批评,再过18年,或者再过100年, 事实会更强烈地告诉那些评论家的。真的,我特自信。”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北京报道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学生们不会忘记,那时他们疯狂传抄一位名叫“汪国真”的诗人的诗句,制作厚厚的手抄本,写满几乎所有的毕业留言册。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敬我。”这些基调积极向上、文字浅易又带点人生哲理的诗句迅速虏获了转型时代中国少男少女们的心,仿佛为他们的所有迷惘给出了回答。

　　1990年5月21日,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迅即连续五次印刷,印数达60 万册。年内,另两部汪国真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随后出版,总印数达200万册,成为当年仅次于“毛选”的畅销书。

　　这一年,被中国出版界称为“汪国真年”。在各种版本的诗集、散文册子上,汪国真那张戴着方框眼镜和浅浅微笑的国字脸频频出现。

　　“我的诗集连续18年每年都被盗版,在诗歌领域里有这种情况的,大概就我一个人。”2008年10月15日, 汪国真在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时隔18年,他的笑容与当年黑白照片里那张经典的笑脸几乎丝毫无异。

　　八级工的人生梦想

　　非工农兵子弟的汪国真深感这辈子上大学无望了:“那时我的志向是这一辈子顶头混个八级工,就是顶级的技术工人。”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在他出生前被分配到劳动部,全家迁往北京。1956年夏天,汪国真出生,六七岁开始背唐诗宋词,八九岁向同院的人借阅《复活》、《安娜·卡列尼娜》。

　　中学以前他的志向始终是“做一名科学家”。汪国真对本刊记者说那是父母对他的期望,因为“建国以后国内的政治运动比较多,文科方向的人容易吃亏”。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被分配去北京仪器仪表厂,即后来的北京照相机厂,成为一名铣工。他说那时最怕的是“三班倒”,每次夜班时他都忍不住打瞌睡。

　　在工厂有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但选择标准是家庭出身,非工农兵子弟的汪国真深感这辈子上大学无望了: “那时我的志向是这一辈子顶头混个八级工,就是顶级的技术工人。”

　　转折出现在1976年,“四人帮”粉碎的消息突然传来,不久汪国真就听说中央决定在1977年恢复高考,他的第一反应是:“有机会摆脱夜班了!”由于时间紧迫,自感又缺乏高中的数理化知识,他选择了文科。1977年他参加高考 ,没考上,1978年又考一次,终于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刚被录取的几个月里,汪国真走在暨南大学长长的林荫道上,“不时沉浸于不用再上夜班的喜悦之中”。

　　“高考对我们那代人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折点,我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的前景是可以一眼望得到的。”坐在高级酒店的咖啡馆里,已过天命之年的汪国真感慨。

　　选择写诗是因为写字太烂

　　“我要是写小说,这么烂的一笔字编辑哪有情绪往下看啊?诗比较短,字再差编辑也该在对我产生厌恶之前把稿子看完了,要是觉得好没准儿就采用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里几乎每个系都有文学社团和不定期出版的系刊。汪国真受风气熏染,大一就在中文系系刊《长歌诗刊》发表了一些他如今看来“很不上路”的作品。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中午吃饭时,同学陈建平—— 如今的香港特首高级特别助理—— 跑进来对他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你的诗!”

　　汪国真记得自己此前并未向《中国青年报》投过稿,找来报纸一看,果然,4月12日的校园生活版刊登了他的组诗《学校的一天》。组诗共五首,每首四句,如《赛球》:“篮球场／气氛真紧张／龙腾虎跃传球忙／个个身手强。”

　　后来他才知道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到暨南大学采访,校方提供了一些学生期刊和作品,报方选了他的组诗刊登了。

　　这次极具偶然性的发表大大激发了汪国真的创作和投稿热情。而对创作体裁的选择,他当时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我的字很差,毕业论文都是同班同学帮我抄的。我要是写小说,这么烂的一笔字编辑哪有情绪往下看啊?诗比较短,字再差编辑也该在对我产生厌恶之前把稿子看完了,要是觉得好没准儿就采用了。”于是他开始写诗。

　　此后汪国真经常逃课泡阅览室,“抄各种刊物的通讯地址”,将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投递。“那时发表率大概能有百分之十吧。”

　　80年代的一次次文化讨论热潮似乎都与汪国真绝缘,他说自己不喜欢参加同学们关于尼采、弗洛伊德的讨论,也“ 不追风模仿‘朦胧诗’”。他表现得像今天的大学生:经常逃课,遇到考试就临时突击,借“好学生”的笔记来抄,成绩混个 “良”了事。

　　1982年汪国真大学毕业,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中国艺术年鉴》的编辑,几年后转入创作部,工作几年后 ,因“年近三十而一事无成,感到十分紧迫”,他每天下班回家都埋头写作,速度很快,“反正一年肯定不只创作365首诗。”

　　但当时他的诗作屡被“严肃”文学刊物所拒绝,当年《诗刊》的编辑唐晓渡,曾回忆那时常有一个名叫汪国真的年轻作者拿着作品去编辑部请教,“但大家看过他的作品后,九个编辑里没有一个重视的。”

　　直到1988年,后成为汪国真代表作的《热爱生命》在被国家级、省级几家“严肃”刊物拒绝之后,被当时销量过百万的《读者》杂志收为卷首语。这之后,开始有读者给他写信,有人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他的诗集。

　　自此,汪国真的作品逐渐产生了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影响力,并带来足以惠及他一生的知名度。

　　“汪国真现象”

　　那时他每天至少接到几百封信,请求指教的、诉苦的、求爱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本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收发室不得不因此增加至三人。

　　80年代末期,汪国真的诗作开始大量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辽宁青年》、《知音》等青年读者为主要阅读群体的杂志上,并经常被《读者》和《青年文摘》等文摘类杂志转载。

　　他的诗通常简短而寓意明晰,十分适宜抄录与赠与,其清新的笔法和细腻的感情也比80年代的“朦胧诗”更通俗易懂,加之其内容常为友情、爱情和励志,尤其受到年轻学生群体的追捧。

　　在1989年一次书市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沈庆均不断听到有顾客询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作品集? ”沈庆均忍不住问了一句:“谁是汪国真?”得到的回答是:“你连汪国真都不知道?!”

　　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在千呼万唤中终于面市,其出版过程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初露端倪的绝佳体现。

　　据汪国真回忆,那是在北京某中学一次课堂上,有学生不听课而在抄他的诗,老师不解问,你们那么喜欢汪国真?学生说,不单是我们喜欢,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抄。恰巧这位老师的丈夫是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孟光,听说这件事后想到,如果把这么多学生都喜欢的诗歌出版,一定能成为畅销书。孟光立即找到汪国真,并在接洽后的23天内推出了《年轻的潮》,迅速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汪国真热潮”。

　　《年轻的潮》曾有一上午销售出4000多册的纪录;汪国真到上海签售时,上千人排队的长龙在书店二楼拐了九个弯;在全国高校演讲时,每次校方都要组织人墙维持秩序。

　　“我知道我的诗被大家喜欢,但没想到能达到这个程度。”汪国真回忆道。那时他每天至少接到几百封信,请求指教的、诉苦的、求爱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本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收发室不得不因此增加至三人。

　　这一系列的热潮和反响,媒体称之为“汪国真现象”。研究此现象的论文和专著也陆续出现,“我自己就收藏了十六本研究我的书。”汪国真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