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福建电子工业学校的这一举动在全省是首次，这对当时学生分配的计划体制，无疑是一次颠覆，无疑需要很大勇气。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他们是如何冒险“突围”的

　　本报记者张伟

　　几张课桌，连桌布都没蒙。

　　学生是接到学校通知才赶到教室的，手中“简历”只是几张学校发的推荐表，用人单位看过“简历”后，就开始“面试”。16年后，陈建忠这样回忆当年“供需见面会”的场景：现在人才市场的所有元素，它都具备了，只是稍显稚嫩。

　　陈建忠现在的职务是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学校前身是福建电子工业学校。

　　1992年，学校在全省率先“吃螃蟹”：由学校单独组织供需见面会。许多原本要按计划分配回山区、农村老家的同学，因此留在了省城或沿海。3年后，国家开始对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双向选择”为世人熟知。大家这才意识到，这个中专学校提前3年的举动，在建国后一直实行的“统一分配”体制下，具有多大的勇气。

　　“许多同学在分配后都被迫放弃专业，这让老师们很心痛”1992年，小平南巡后，很多胆大的大学毕业生开始尝试自己找工作。在创办已有14个年头的福建电子工业学校内，一个在后世看来颇有颠覆性意味的举动，在酝酿中。

　　作为当时全省唯一的电子工业学校，毕业生大多定向就业到各个电子企业。“当时政策是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陈建忠说，一到学生毕业时，学校就要把毕业生资料上报给人事厅，由厅里统一分配，通常是让学生回原籍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这套原则行不通了。大量外资或合资企业在沿海出现，一些原本设在南平、三明的电子企业，纷纷向沿海迁移。这样，按计划分配回原籍的学生，回到内地家乡，却发现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如今的院长、时任副校长的林东告诉记者，他在调研时发现，许多同学在分配后都被迫放弃专业，这让老师们很心痛。

　　1991年，学校向人事厅调配处申请：扩大学校在毕业生就业方面的自主权。说白了，就是希望能以学校名义搞个供需见面会，只要用人单位和学生合意，毕业生就可上班，这就绕开了计划分配。这在当时已属“第一个吃螃蟹”，如按计划分配，多数学生要到上班那一天，才真正跟用人单位见面。

　　“上头很支持。”林东说，“上头”也意识到问题：一边是沿海电子企业需要大量员工，银行邮电系统升级也需专业人才；另一边，经过专业培训的毕业生，却闲在内地无所事事。

　　1992年春天，眼看着毕业时间越来越近，学校几名领导出动到用人单位送邀请函，最后来了三四十家单位。第一次供需见面会就这样“悄悄”地办了起来，没有留下任何图像资料。

　　“没有那场供需见面会，只能回老家修电视”1992年，福建电子工业学校毕业了300多人，黄须杰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他跟同学开了个电子器材公司，也当上了老板。时至今日，他依然认为，没有那场供需见面会，他只能回老家修电视。

　　黄须杰的这个班很特别，是学校第一届自费班。在当年，“自费”意味着读书期间，无法把户口迁到福州，也就无法享受商品粮待遇，自费生是不包分配的。黄须杰是马尾琅岐人，也就是说，农村户口的他只有一条路：回乡。

　　“很多同学来找我，不甘心就这么回家。”黄须杰的班主任陈颖说。供需见面会的消息，就是在这时透露出来的。黄须杰说，同学们都很兴奋，毕竟多了条留城的路。

　　黄须杰参加的是冠捷电子的面试，因为专业成绩不错，很快就到企业生产技术部上班，一起被录取的还有十几名同班同学，他后来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1995年，按照当时政策，在城市里有固定工作，且工作单位愿意接收的，都可迁入户口，黄须杰把自己的户口从琅岐迁了过来。

　　再后来，他又再次下海，跟同学一起开电子器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