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滞留法国15天后，一度失踪的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已经回国。政府部门对于出境不归官员的“劝返”模式，初见成效。

　　“今年以来，中国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七人。”最高检一位人士说，“为什么采用劝返的方式？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通过引渡、遣返等方式，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成功率也不高，正义往往得不到实现。”

　　据悉，忻伟明逾期不归期间，他的主管官员曾多次尝试与其通话，晓以利害，令忻伟明表态，“我在国外治病，肯定会回来”，并最终赶在法律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回国。

　　而在此前，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因涉嫌受贿外逃南非，也于9月底被最高检察院劝返。至于出逃巴黎的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温州有关方面亦已派出人员对其进行劝说。

　　据了解，当前使用的官员劝返模式一般是：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其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承诺一些从轻处理条件，希望其回国。前期铺垫成功后，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最高检察院的一位人士表示，“这很需要技巧。既要掌握法律和政策，又要灵活多变，更需要有突破法律和政策界限的胆识”。

　　之所以要采用劝返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外逃官员连年增加。但因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立法上存在差异，令引渡、遣返等方式历时过久且成功率极低。华东政法大学刑法教授沈亮分析称，“比如内地仍然适用死刑，但在一些国家有规定，如果疑犯被引渡后可能被判死刑，就将拒绝他国的引渡要求”。最高检一位人士认为，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是劝返成功的一个典型。

　　但沈亮指出，“劝返”模式并不适宜司法机关直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制度，只是对外逃官员晓以利害；检察院对外逃者做出从轻判处的承诺更不合适，这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不过他却赞成在政府机构推广此举，“这样的主体比较合适，也不会与法律的公正精神相抵触”。（钟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