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权量”影响职务犯罪的多少

　　一般而言，处长作为相对较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李春雷分析说，他们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手里，但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处长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这里，发生了变异，成为一部分处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绝佳手段。

　　“没有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够难办事。部门的权力成为了个人‘生财之道’的工具。”李春雷说。

　　有分析人士指出，同样是处级干部，但职务犯罪的多少与处级干部所处的部门“含权量”大小有很密切的关系。

　　据统计，从2003年至2006年，全国检察系统查处的职务犯罪中，国有大型企业公司的领导干部达到52000余人，行政机关领导干部43000余人，国有事业单位22000余人。

　　“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的一句话就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资金和项目。”李春雷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就会被采纳，权力就名正言顺地搭上了“利益的快车”。

　　倪集华认为，处长们长期在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领域工作，精通政策，不大挪动，没有一把手变化频繁，这也是他们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之一。

　　“比如财务部门的处长，领域专业，一般人看不出门道。而处长又长期不动，深谙其中门道，贪污腐败起来，就更难发现。”倪集华说。

　　犯罪手段狡猾、反侦查能力强是这个群体又一大特点。据介绍，他们一般会遵循这样几个“潜规则”：受贿没有发票不拿、第三者在场不拿、笨重扎眼的东西不拿。

　　“前年，北京检察系统查处了一个规划部门的处级干部。因利用职务便利，为某房地产老板谋了利，老板打算直接赠送一套房子，这个处长怕‘烧手’，不敢要。”李春雷说，后来，该房地产开盘促销，当天第一个拿到号的可以享受50%的折扣。通过这样的手段，这位处长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想要的利益。

　　须变形式监督为实质监督

　　在庞大的官员序列中，处长是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如果任由“处长现象”愈演愈烈，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巨大的束缚和阻碍。

　　“处级领导腐败是一种结构性腐败，其根源在于体制内部的某种失调，窝案与串案便是其典型反映。”李春雷说，清除腐败要靠法律严惩，也要靠制度建设。

　　李春雷认为，窝案与串案，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看，使我们看到腐败绝非个别的零星现象，甚至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少数官员的道德败坏，实质上是目前这种权力结构下产生的一种权力腐败。

　　有专家指出，目前，“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让“现管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欺上瞒下”的空间。

　　“权力监督力量不足是‘处长现象’存在乃至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春雷举例说，我国早在1995年就实行了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但最终因为申报内容完全不公开而收效甚微。

　　“当前，我们有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也有检察机关的监督。”李春雷表示，但要根治“处长腐败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变形式监督为实质监督。将上述的部门监督和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结合在一起，用群众“雪亮的眼睛”去发现腐败的踪迹。

　　除此之外，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防止贪官外逃机制等制度建设，对于克服“处长腐败现象”同样重要。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倪集华说，反腐败工作需要“零容忍”，既打“老虎”，又要收拾“苍蝇”。建立有效的行政决策负责机制以及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由裁量权，切断“公权”与“私利”的内在联系，对于遏制处级干部贪污腐败很有帮助。

　　本报北京11月1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