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计

　　居民自治是1982年新宪法所确认的城市基层民主形式，然而多年以来，居民自治更多体现为一种理论上的民主， 而居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居民委员会更是充满了行政任务超载、自治功能不足的“准行政化”色彩。如果说，在单位包揽生 老病死的年代，居委会的角色尴尬尚不突出，那么随着改革的推进，大批城市居民从“单位人”转向“社区人”，与居民切身 利益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等开始向社区全面转移，这在激发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度和期望值的同时，也放大 了居委会的现实困境。

　　1989年出台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启动了修法步伐，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积极信号。但在笔者看来 ，问题的真正关键是，立法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立法智慧，以开放的、变革的思维对居民自治制度作出根本性改造。

　　诚如专家所言，“民主的选举是社区自治的灵魂和基础”，而现实却是，政府部门“指选”“派选”的历史惯性并未 彻底消除，而一些通过“居民代表”等模式进行的居委会选举看似提高效率，也容易徒具形式，甚至为操纵选举留下空间。因 此法律修改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是完善居委会的选举机制，这不仅需要破解“非本社区居民能否担任居委会成员”之类的现实 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层面倡导、确认“人人投票”“差额候选”的直接选举机制，同时对操纵、贿买选举等行为设置相应 的投诉、救济渠道和惩罚机制。如此，北京九道湾社区公开、公平直选居委会之类的新闻才不会仅仅轰动一时，而是成为城市 基层民主的常态，而居民选举权也能避免流失的悲剧。

　　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应当通过修改法律进一步明确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和定位，特别是通过立法手段对居委会职能 去“行政化”，明确列举、量化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的内容以及操作模式，让行政的归行政、自治的归自治，把居委会从“政 府之腿”的窘况中解放出来。而在另一个纬度，亦应当在法制层面为居委会架构起包括自主决策权、知情权、拒绝权等在内的 权力谱系，以真正回归基层自治组织的定位。如此，居委会才可能摆脱“政府不满意，群众不高兴”的两难境地。而政府与居 委会以及社区居民之间，也才可能形成“指导而不是命令”“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新型关系。

　　此外，如何建立合理的经费、薪酬机制，以增强居委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并吸引社区精英进入；如何科学界定居委会 与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社区民主向“合力”而不是“掣肘”的方向演变；如何设计可操作性强的社区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机制，为居民的利益表达、博弈构筑起公平的社区民主治理平台；如何完善居务公开、民主监督等机制，形成议 行分设、互相制衡、防止社区“当家人”腐败的社区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等等，都有待法律进一步破题。

　　当然，要使“居民自治”这一制度性权利真正演变为实质性权利，仅有法制的变革还远远不够，更需要观念的变革。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转变执政理念，主动剥离强加于居委会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尊重和支持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权；需要居委会 本身克服对政府部门的习惯性信赖，将生存的根基真正深入到居民中去；更需要社区居民焕发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从认真对 待居委会选举、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每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做起。

　　只有经过制度与观念的双重变革，才能推动居委会的真正转型，进而激活城市社区民主。而经历了自治训练的城市居 民，小到维护自身权益、构建和谐社区，大到培育公民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其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