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谁堪称中国乡村改革的鼻祖可能是有争议的。后来称之为“大包干”的做法，其实在浙江温州地区出现得更早，不过 历史却赋予了安徽小岗村政治勇士的称号。就像中国革命中的农村包围城市，改革之火也在农村开始燎原，攻掉了旧的体制第 一个不可动摇的阵地。

　　所谓“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更具有政治学上的重大意义。大包干后的农村在获得短暂的喜悦后，不得不面临种种因 素带来的现实的困难。在1985年的农业生产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停滞不前，1997年以后， 按照官方的统计年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农村从生产条件到医疗卫生条件都呈现衰败的趋势；加上原有的权力残余 ，干群关系紧张,暴力冲击政府的现象屡见不鲜。无论是生产队，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包产到户，都不是造成或消解农村贫穷 的唯一因素。

　　同时，反观改革后的另一奇迹乡镇集体企业———它撑起了80年代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大包干的局限更加明显。 很多乡镇企业是在原有的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在贯彻大包干最彻底的地方，往往把社队企业甚或农业机械都给分掉了； 而那些成功发展起乡镇企业的地方，除了有“能人”之外，还保留着维持集体协作的社团精神。

　　因此，过于拔高大包干的经济意义，是有巨大漏洞的。许多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中，技术贡献与制度因素同等重要 。农村的改革的意义，不在于它多收了三五斗，在于如何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使得分立的小农屹立市场大潮之中。历 史经验表明，单个的小农会在市场竞争尤其是价格谈判中处于下风。这个道理在日本、韩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之所以迅速勃兴的 历史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30年前的包产到户，是破除了对“公”的迷信，但依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农村改革需要不断推进，30年前的大 包干给了我们推进改革的勇气，这种精神遗产仍不能丢，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改革始终需要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创新精神。

　　3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已经不假思索地把现有的农民个体生产看作“天然正当”了呢？我们是不 是形成了一种对“私”的新的迷信？市场经济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农民。怎样以农民为主体，将自己联合、组织起来，是农 村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如何让农民自由组织，培育出合作的精神，这需要一套机制保障，需要政府的鼓励和帮助，需要 金融业的融资保障，或许还需要学术机构的专业培训，总之，这是一个有意识同时又是自发性的社会工程。

　　这项工程也许需要一个前提：完美平衡的“公”与“私”。但这里的公与私，是当代社会公民社会建设与私有财产保 护的公与私，而不是旧制度下破私立公的公与私。□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