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在面对一个制度时，常常是无力的，然而，公民孙志刚却以他年轻的生命为代价，使得有着半个世纪生命的收容 遣送制度于2003年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脱胎换骨的流浪乞讨者救助制度。

　　从收容到救助，不仅是一场制度变革，其背后是“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之变，在改革开放30年的 进程中，政府改革的核心脉络正在于此。可由于管理变服务意味着政府的自我削权，这与公权力天然的扩张冲动是相悖的，因 此，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注定艰难而漫长。

　　以收容制度为例，虽然它与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市场经济是如此地格格不入，虽然它酿就了无数个体的悲剧，成为 公民权利的“杀手”，虽然民意汹涌，舆论对其的挞伐从未间断，可这一制度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到孙志刚之死。

　　收容废除后，来自管理部门的反弹很大，代表性观点是：没有了收容遣送，城市就会变得混乱，治安将更加糟糕。5 年来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没有收容遣送，广州、上海、北京……依然井然有序，没有哪个城市的治安因为收容变救助而恶化。 那种对于管理手段的迷信实在不值一驳。

　　收容变救助后，那些曾经令人恐惧的收容站，成了弱势人群的“及时雨”。不过，救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实务检验，也 暴露了其内在的不足，总结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救一时不救长久。救助制度实施之初，民政部门管理曾表示，为防 止救助养懒汉，救助站不救助职业乞丐。其实，职业乞丐并没有必要排除出救助范围，许多人以乞讨为业，往往是被迫的，例 如残疾、老年、未成年乞讨者，对于他们，显然需要救助的措施，使他们摆脱以乞讨为业。因此，临时救助之外辅之以长期救 助，才能让救助制度更务实。

　　其二，民间参与救助成空白。“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这是一条 睿智的法律规定，它承认政府的能力有限，看到了蕴藏在民间丰富的慈善力量。而我们当下的流浪乞讨者救助工作，却仍然是 政府独当一面。

　　其三，救助有成“变相收容”的危险。许多城市警察单独或与城管、民政工作人员一起“劝阻”乞讨越来越普遍。而 警察是一种强制力的象征，过于主动地参与救助，很容易使救助沦为“变相收容”，因此，对于警察权在乞讨救助上的“死灰 复燃”，应当引起警惕。

　　收容到救助，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艰难转变，可是，让服务真正名至实归，更非易事。

　　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仍然在路上。

　　□韩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