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 徐爱民

　　30年前，如果有谁说，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那肯定被认为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童话。记得当时我还在南师读书，每天晚饭后到清凉山散步是一个习惯。每当走在虎踞路上，看到两旁人行道上搭满返城人员临时居住的棚子，昏暗的灯光下，陈设简陋的家中，不时走出端着水盆，拎着煤炉的女人们，总感到局促和压抑。住房，成为多少家庭翘首企盼，但又无法实现的一个梦。

　　大学毕业，分回镇江地区教育局报到。大龄青年的我，面对无房结婚的尴尬，第一次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住房申请书》。适逢地区教育局和丹徒县教育局合砌的一幢只有20套小户住房的宿舍楼即将交付，便在一、二楼的四套住房里，各拿出一间，分给我和另一位刚毕业的新同事。我们把二楼一间作新房，一楼一间作厨房，开始了“一户两制”的新人生活。因为二楼的一间从南边进，一楼一间从北边进。从一楼上二楼还必须经过一条建有公共小便池不足一米宽的通道。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刮风下雨，我们两家晚上在一楼洗漱完毕，男人拎着水瓶和痰盂，女人抱着孩子，鱼贯进入小巷上楼；早晨男人抱着孩子和水瓶，女人端着痰盂，从二楼绕回一楼的情景，成了我们宿舍楼一道独特的风景。

　　1984年我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后，向单位打了第二份《住房申请书》。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终于行管局通知我到城隍庙街去看一处刚腾空的住房。尽管该住房老住户刚走，室内一片狼藉，而且是三层楼的顶楼，简易的大瓦屋顶冬冷夏热，最可怕的是地板上预制板之间都开着裂缝，最宽处能容得下一个手指。但毕竟是一处成套住房，更可喜的是还有一个两平方米大小的厕所，尽管只有一个小蹲坑，却免除了每天倒痰盂和早上公共厕所排队之苦。举家乔迁之日，儿子乐得在油漆一新的地上直打滚。

　　1993年，我们居住的旧楼因为是危房将要拆除，又搬迁进同院新砌的一幢楼房。那时住房改革已开始了，但每月只有百十块钱工资的我，还是在是继续付二十几元的房租，或是花一万多块钱买下房子的产权之间选择再三，才咬了咬牙拿出所有积蓄，买下了这套50多平方米的住房。

　　1998年，孩子长大了，两居室的房子已显得拥挤。我第三次打出了《住房申请书》，组织上念我是个“三五”干部(即当了5年县处级干部，住在5层楼上，只有50平方米面积)，拨了专款，同意我按当年房改的政策进行换购，于是，我们买下了一套三居室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新家地处烈士陵园边青云门的坡子顶端，紧挨着三国“铁瓮城”遗址。虽有闹中取静之乐，但楼房东、北、西三面临空，隆冬季节，越江而来的西北风肆虐狂吼，撼动着门窗轰然作响；自来水管一经冻住，三五天不得水用。加上“铁瓮城”考古发掘工作紧锣密鼓，遗址周边的拆迁呼声越来越高。使得本想这辈子一劳永逸不再挪窝的我，第五次又动起了搬家的念头。

　　以往要房找单位，这次要房只能找市场了。几经咨询、踩点、比较、算账，终于看中了地处北固山附近，幽静别致的小区“绿竹苑”。卖掉原有的房子，拿出夫妻二人的住房公积金，买房装修都差不多够了。2005年10月，我们终于搬进了这个进门像宾馆，出门如花园，卫生有人管，大门有保安的新居。“绿竹苑”可真是名副其实，不大的小区内竟种有二十几种竹子，千姿百态，四季的树木花草更是姹紫嫣红。我总爱在休息日，或端起相机，拍上几张花草的特写和小朋友嬉戏的照片；或在小区广场的木凳上坐坐，享受悠闲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