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会堂的商业门槛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起，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1994年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 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办会中介业务的1/3。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一位公关公司总经理也告诉记者，“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或外资背景的酒店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堂成了很好的选择”。

　　这当中李志起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民营企业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并占据主体”，而这跟国家政策扶持下，私营个体经济的不断崛起密切相关。

　　李至今记得2004年一个民企委托他办的会。1994年7月8日，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件令同行惊呼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司15周年庆典。

　　时任公司公关经理黄吉海对本报回忆称，那时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去过大会堂；而且当时测绘行业相当冷僻，大家都迷信洋仪器，而不屑于国产仪器。

　　结果好得出乎意料。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450人，实到700人，有的客户甚至从新疆坐几天火车赶过来。意想不到的还包括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此前该公司在全国的招标采购，基本上中标率在5%以下，但从那以后全国中标400多个。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

　　“那时1997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而一年以后的7月1日零时，正是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名中外嘉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

　　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之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按照规定，企业须有正部级的介绍信，并提供企业资质、法人执照等相关合法证明；嘉宾名单、会务材料也要一一上报”李志起说。

　　尽管大会堂的租金并不便宜，半天的出租就要几万元，但想来办会的单位依然抢手。

　　一个细节可兹证明：有时候，业已审批成功的会，也会因领导人临时活动安排而取消或延期使用场地，对此企业并不抱怨。

　　三、内部改革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1980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1984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

　　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告诉记者，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

　　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1984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值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在1980年代，大会堂年财政支出每年约为几百万元，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于是大会堂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从1984年起，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开始的五年改革，被称为大会堂“挖潜”及“开源”的重要开始，“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从那时起，大会堂“悄悄”付诸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尽管审查手续严格，但开放的小窗口，已经是国人欣喜的大窗口。

　　改革仅两年，到1986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元。

　　1990年4月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

　　当时大会堂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即达30余名，尽管身怀绝技，但在非大型宴会期间，这么多的烹调大师和服务员却无“用武之地”。

　　大会堂管理局负责人坦承，过去的做法是有宴会就工作，无宴会就学习。管理层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仅仅靠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留人，已经不现实不可能了，那还不如在严格完成好大会堂各项政治任务和传统服务的同时，进行内部改革。

　　在大会堂诸多改革措施后，资金来源充裕了，反过来有了更多精力和财力，花大力气进行自身维护和设施升级上。

　　历经近30年的自身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人民大会堂对处理各种疑问也更加从容。2000年3月6日，《香港商报》在该报专栏上刊登了香港界别政协委员刘皕强所写《人民大会堂要赶上时代》一文。

　　见报后，大会堂管理局专门把这张报张贴在单位显眼处，并邀请委员座谈，在停车位、音响、照明、通风等诸多方面交换了意见。

　　刘皕强事后曾说，双方的交谈直奔主题，总共花了不到45分钟，“完全是香港水平的效率”。

　　“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讲求透明度和交代性，并且接受人民监督。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更加从容和自信。”这是香港人刘皕强的感慨，更是国人的自信所在。  记者 申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