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沙子”的故事

　　杨深远心疼他的板车，那是花了260元钱买的，刚蹬了几个月。但在他被收容后，板车不知所终。

　　杨深远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带至派出所的一个地下室时，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里了。联防队员对新来的人挨个搜身，把手机和呼机的电池卸掉，防止他们与外界联系。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没人搭理他们，门上了锁。有人实在憋不住，小便就在屋子里解决了。

　　之后，他们再次被塞进警车，一路拉到位于昌平的收容所。在一个叫“鉴别室”的房间里，杨深远随身带的钱、呼机等物件被翻走“代为保管”。晚上，饥肠辘辘的他吃到了第一顿饭：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

　　次日，杨深远被“发配”到一个建筑工地，在那里筛沙子，从早筛到晚。

　　杨深远筛着沙子，也愁苦地打发时日。筛到一个星期后，有人过来发还给他此前被搜走的几十元钱和呼机，但没有发还暂住证。当天，杨深远回到西直门外租住的平房。

　　第二次被收容，是在同一年的9月底。杨深远送完货蹬着板车路过动物园南门口附近时，又被盘查，然后塞进警车。这次，他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4月份暂住证被收走后他还没有补办新的。他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倒霉”，“长着一张外地人的脸，一看就知道不是城里人”。

　　杨深远1987年来到了北京，先是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后来卖菜，再后来蹬板车，十几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都干过”。妻子在河南老家干农活，照顾两个孩子。

　　大多数时候，杨深远是有暂住证的。那是一个绿色的小本子，上面有他的照片、姓名、户口所在地、在北京的住址、身份证号码。办一个暂住证花29元，其中的24元是城市卫生费。

　　收容的程序都差不多，他这一次的目的地仍是昌平收容所。

　　在收容所里，杨深远以为又要干活儿，但这次没有。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在呆着，间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人搭讪。

　　大约第6天早上，河南的警察和收容管理人员出现。杨深远和其余100多人分别被送上三辆大巴，一直开到西客站。他们凑齐了同一方向的一列火车车厢，要被遣送回河南。

　　终点是郑州收容所。在收容所，每人交纳300元钱，就可以走人。杨深远打电话给妻子，让她来“赎人”。夫妻俩和收容所讲价，交了250元后，离去。

　　家里呆不住，半月后，杨深远还是选择回到了北京。交钱办暂住证，重新买板车，汽车站门口拉客。

　　法学博士许志永曾持续地关注这一群体。在西直门长途汽车站，他和杨深远长谈，也倾听众多被收容者的悲伤往事。他认为，收容遣送制度的沦丧，根本在于该制度和相关部门的经济效益挂起了钩。《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就规定，“被收容人员的伙食、医疗费用和遣送路费，由本人或者监护人支付”。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费用没有严格的标准，收容遣送机关张口开价。”许志永说，在广东等省市，情况甚至更为不堪。

　　有一段时间，许志永想亲身体验一下被收容的经历。他向杨深远“讨教”，“如何才可能被抓起来”。杨半开玩笑地建议，蹬上他的板车招摇过市。

　　但未及做这样的试验，孙志刚事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