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吴颖11月12日报道：“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30年前的一个冬天的下午，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张纸上按下手印，分田到户，保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30年后的今天，东方网记者走进小岗村，走访当年的亲历者。

　　按手印：给村干部解压

　　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访小岗，在“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家与乡亲们共话农事。关友江现任小岗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是唯一一位仍在村里任职的“大包干”带头人。村里的领导告诉东方网记者，之所以选择关友江家接待总书记并不是村里的决定的，而是“上面”的意见。

　　说起当年“按手印”，关友江说，那时32岁的他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了，实在揭不开锅时，他就出去要饭。

　　“那时收的粮只够4个月吃，根本不够吃。村上100%的农户都出去要过饭。”关友江回忆起来很平静，似乎一切都已是“笑谈”。“出去要饭也没有什么目标，反正就是扒着哪趟车就去哪里，上海、浙江、苏北长三角一带都去遍了。”

　　当年村里有些老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61年，我们这里搞过一段‘包产到户’，还没见成效就不停止了。78年秋天，老人们就提出能不能再分着干呢？”关友江说，起初他们就分2组，效果不行；再分成4组，依旧不见好；继续往小分，分成8组。“我和2个内弟组成一组，也就和单干没什么区别了。”据关友江介绍，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从产生念头到按手印前后就1、2个月。

　　为什么要按手印呢？关友江回忆道，当时村里有生产队长、副队长、队会计3个村干部，“分开单干毕竟是冒险的，所以大家写个‘约定’，算是安抚村干部的情绪，也不让他们单独承担责任。”

　　“大包干”：打擦边球创出新名词

　　“我们这么干虽说是秘密的，但到79年开春，产量马上就体现出来了，这样上面也就慢慢知道了。”关友江至今对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开明”念念不忘，“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出来干扰，我们也就没有今天了”。

　　根据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陈列介绍，陈庭元获悉小岗村的举动后，一直“似管似不管”，并且给“包干到户”、“分田单干”起了个隐蔽的名字——“大包干”。

　　79年，关友江一家6口人收获了8000斤水稻、2000斤花生、2000斤山芋，在包干前这些数字几乎都是“0”。“我们家的人口在村里算少的，79年的收成也只是一般。”

　　小岗村取得的成绩给那些默许“大包干”的各级领导以莫大的信心，其中包括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上下互动：完成伟大创造

　　其实，在78年、79年期间，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一些社队采取了类似小岗村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影响力都不如小岗村大，这其中与万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长篇来信。

　　《人民日报》为来信加了这样的按语：“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就在张浩的来信发表15天后，即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批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来信和编者按的看法。

　　来信尖锐指出：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还指出：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在为这封信所加编者按中坦承：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据了解后得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文，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安排组织完成的。

　　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到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区农村调查。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谈到“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时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75号文件，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农村改革进入了大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