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我给中组部写了三封信

　　今年34岁的梁福兴是孔繁森在阿里时的警卫员，如今是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的副所长。记者刚与他取得联系时，他并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原因竟是“不希望让别人觉得是在借着孔书记来宣传自己”。1992年底，孔繁森被西藏自治区党委任命为阿里地委书记。在孔繁森到任后的第三天，18岁的武警战士梁福兴便来到了他身边。

　　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6万左右，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长年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最低温度能到零下40多摄氏度，每年7至8级大风达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不说高原缺氧引起的生理反应，仅就日常生活来说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供电供水时间，想洗个热水澡都办不到，连青菜也吃不到。平时的工作本来就非常繁忙，特别是经常处理一些关系到民族团结的问题，工作压力特别大。”梁福兴回忆说。

　　由于负责孔繁森的日常警卫工作，梁福兴几乎天天陪伴在孔繁森身边，所以他对孔繁森就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感情。“孔书记家里当时其实挺困难的，他爱人身体不好，而家里几个孩子的年龄还小，特别是孔玲，当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有时候特别思念爸爸而又理解不了爸爸，父女俩有时候在电话里还会吵几句。其实孔书记特别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几个孩子，一直觉得因为工作的原因顾不上家而对不住几个孩子和爱人。”梁福兴说，在孔玲考上重庆的大学以后，每当阿里有人去重庆的时候，前一天无论多晚，孔繁森都要在睡前给女儿写封亲笔信。

　　看着孔繁森沉重的工作压力、艰苦的日常生活，以及家里的种种困难，作为警卫员的梁福兴从心里为他着急，担心他一旦吃不消身体就会顶不住了。“我先后一共往中央写了三封信，就知道中央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但也不知道该写给谁，更不知道中组部部长是谁，于是就在信封上写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收)’。信里就是写了孔书记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希望上级能把他尽快调到内地或调回拉萨工作等。”梁福兴笑着说，当时也没想到中央组织部部长真的会收到信，更没想到孔书记会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收到了梁福兴的信，还特意通过别人转达了对梁福兴的谢意。“孔书记知道后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开玩笑地说：‘不简单哪！都能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写信了，有保留的原件吗？拿来我看看。’”梁福兴回忆说，孔繁森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但也非常爱护，从来不随便批评人，而是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1994年8月，孔繁森在北京开完会以后回到老家看望久别的老母亲，梁福兴一路陪同，而此时他已知道自己考取了军校，在孔繁森身边工作的时间不多了。8月27日，孔繁森与梁福兴在济南话别，分别奔赴西藏和西安。“分别的时候我特别难过，甚至都不想去上学了，但说什么也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说到这里，梁福兴有点说不下去了。

　　因为担心孔繁森的身体顶不住，警卫员梁福兴背着孔繁森给中组部写了三封信，希望上级能把孔繁森尽快调到内地或调回拉萨工作。

　　链接：孔繁森二三事

　　为养孤儿把血献

　　1992年，拉萨市周围的几个县发生地震，孔繁森在救灾过程中认识了3个孤儿。他将这3个孤儿接到家里，担负起养育责任。领养了3个孤儿后，孔繁森经济上更加拮据。为了不让孩子们受苦，他悄悄地来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认为他年纪已大，不适合献血，他就恳求护士：“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1993年，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共收取医院付给的营养费900元，都用于生活补贴。

　　暴风雪中写遗书

　　1994年，阿里地区遭到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孔繁森同志组织抢险救灾时，每天都工作到深夜。2月26日凌晨2点多，他躺下后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便挣扎着爬起来，给同行的小梁写了一封短短的遗书交代后事：“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厉害，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不幸，千万不能让我的老母亲、家属和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然而，这一夜孔繁森没有倒下，终于挺了过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阿里人民终于战胜了这场罕见的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而年仅50岁的孔繁森同志却苍老了许多，黑瘦了许多，他的头发过早地灰白了。

　　妻子返程借路费

　　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孔繁森同志遇难后，阿里地委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仅剩下的8块6毛钱。谁会相信，这竟是一个地委书记的全部家当。(作者文良安，系湖南第五批援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