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永泰(Wing Thye Woo)

　　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和亚洲外汇储备基金

　　什么是谈判关键？

　　如果 11月 15日的G20会议浪费在讨论法英两国提出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上，那将是大错特错。由于现在仍然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主要是由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陷所导致，中美两国应该坚持会议的讨论聚焦于如下议题：全球协同制定刺激性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供应、防止各国执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即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在全球范围内协调金融监管制度和会计准则，以及评估美联储越来越多地向一些管理良好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短期双边美元掉期协议的可行性。

　　什么应该发生？

　　应该建立一个特别的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GFCS)，来进行以上议题的全球协作，这个机构应作为在联合国秘书长管辖内的一个自治单位(像世界银行那样)。GFCS处最重要的目标，是让成员国同时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防止各国由于扩张性政策的不能持续而导致贸易失衡的加剧。

　　如果未来要再召开一次G20峰会的话，中国和美国应该支持就IMF的改革成立一个GFCS特别工作组，以讨论要给IMF增加多少资源，让它有能力去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燎原之火；要在多大范围内扩大IMF的管辖权，使它有授权去改善金融市场的监管？要在多大程度上改组IMF的所有权，使之拥有对那些前来求救的国家发号施令的正当性？

　　尽管人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更好的IMF，但是中国和美国应该认识到，亚洲抵御金融传染最好的第一防线，是一个在现在拟议基础上大大改善的金融掉期机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亚洲现在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挡针对其成员国的恶性投机。需要强调的是，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核心任务是抵制金融传染，而不是为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提供融资。

　　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非常必要，因为要想扩大IMF的规模，使之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来帮助大多数国家及时应付各自的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肯定也是效率不高的)。除此之外，IMF的决策由执行董事制定，而他们通常接受他们自己国家的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的指令——如果说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会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运行有最新的了解，那就太轻信他们了。

　　即使IMF能够提升其技术能力而不至让新兴市场国家失望，新兴市场国家最终也会因为漫漫等待而失望：商讨如何对IMF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将不可避免是一项艰难而旷日持久的工作。

　　目前，东亚国家很少互相使用掉期协议来保卫各自的货币。加速对现有掉期机构的改革，使之发展成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可以由两个步骤来实现。首先，现有的掉期机构规定，如果一国的累积提款额超过这个国家规定配额的20%，这个国家就得接受IMF的监督。这个“逃向IMF”的条款应该去除，因为1997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那段记忆太过痛苦，现在对任何东亚国家的领导人而言，一旦选择将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权交给IMF，就等同于政治自杀。第二，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首要目的是降低坏运气导致的成本，而不是降低那些糟糕经济政策的成本。删除“逃向IMF”这一条款，意味着需要建立起一套监管机制，以预先评估成员国申请紧急贷款的资格。如果没有监管机制，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就不会达到有意义的规模，因为没有成员国愿意冒风险把一大部分外汇储备调拨给该组织。

　　为什么G20应该支持建立一个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GFCS)？因为在东亚国家的眼中，IMF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和可靠性。萨科齐和布朗提议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老欧洲维持它在全球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IMF和世界银行)中多到不成比例的代表权的一贯努力之一。这项让尚未改革的IMF成为全球超级金融警察的提案非常愚蠢——IMF如此大权在握，会放大任何错误的操作程序，并使错误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检验。如果有需要，将全球金融监管过渡给扩大了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IMF应该放弃攫取更多裁决权的美梦，相反，IMF应该变成一个更加专业的机构，监管全球的宏观经济，以及协助新兴经济体平衡国际收支。联合国是最具合法性的全球组织，把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暂时挂靠联合国，一是G20将借此释放出善意的信号，展示他们希望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真诚愿望；二，还可以将此理解为一个集体宣言，告诉世界现在是时候在各国间重新分配全球责任了。

　　为什么美国会支持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因为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利益方将会是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成员，就像他们现在是亚洲开发银行有影响力的成员一样。和亚洲打交道，美国应该少些倚仗自己作为全球老大的角色，而是更多运用自己的软实力，比如，帮助亚洲做最适合它们的事情(这将会是美国重新和亚洲接触的最佳开端)。随着时间流逝，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将会扩张成一个APEC水平的机构，并成为IMF杰出的合作伙伴——在分析不期而至、快速演化的危机时，以及在防止危机蔓延时，“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好”。

　　底线

　　11月15日会议的底线应该聚焦在如何抗击全球性的衰退，而不是研究怎样改革国际金融体系；15日以后谈判的焦点应该为：改善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并不是简单地扩大现有供应方比如IMF的规模，而是要增加新的供应方，同时改善现有供应方的表现。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意味着一个变化，即我们希望允许各国同时采取刺激性宏观经济措施，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进行协调。美国支持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基金是一个现在非常需要的变化，即美国在处理特定的多边事务方面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手段，更具包容性。

　　如果 G20能够在 11月15日的会议上就这些具体的经济任务形成决定，世界将会更有保障，不但摆脱了利己主义，还将有可能完成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抑制由全球气候变化(此变化为我们不愿看到的)而带来的环境传染。

　　(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学新世纪讲席高级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