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席卷中国。《人民文学》、《收获》这些纯文学期刊，都达到了百万份的发行量。

　　如果考虑到文革后，中国人贫乏的精神生活中，最先开禁的是纯文学，就可以理解，文学这种奢侈的精神生活为何变得如此大众。

　　多年后，当娱乐和大众传媒兴起后，当年文学的盛况不再已成必然。那些留下来的读者，也是真正的欣赏者，文学就此回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70年代

　　文学的匮乏时代

　　每天中午12点半，父母忙着张罗午饭，李敬泽拧开收音机，一个熟悉的男中音用煞有介事的语调，开始讲述村支书萧长春的故事。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经常出现在李敬泽家的一幅场景。

　　童蒙初开的李敬泽知道，萧长春是个好人，但他对这个严肃无趣的好人实在没什么印象。真正吸引他的，是这部名为《艳阳天》的小说里一帮被鄙视被贬损的反面人物：马小辫、弯弯绕、马大炮……

　　2008年2月，小说作者浩然辞世，身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将他早年这段文学接受史称作“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被严厉禁止，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李敬泽是幸运的，因为母亲在出版社工作，在《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少数当时出版的“大路货”之外，他有机会看到母亲通过一些渠道搜罗到的别人难得一见的书。

　　李敬泽记得他上小学一二年级就看过《红楼梦》，那好像是母亲通过某种关系从造纸厂淘出来的，“那时要说谁家有套《红楼梦》，这事儿很大！”

　　上中学后，母亲供职的出版社那个大得像书库的资料室让李敬泽大开眼界，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基本上都有。这导致李敬泽上大学前没怎么认真上过课，大部分时间都在“乱看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在必读书目之列，他曾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名言抄下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然而多年后，他说自己一闭眼就能想起来的，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树林里像个小妖精一样奔跑的冬妮娅。“当时看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肯定不靠谱，可我后来问过好多同龄人，大家提起来都是一拍大腿：呀，我记得也是这个！”

　　“那时谈个恋爱都要正襟危坐，李敬泽同志，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可以怎么怎么样了——都僵硬到这个程度，但你在冬妮娅身上看到什么叫人性之美，什么叫生动，什么叫生命。”李敬泽说，即便在那个年代，人们凭直觉最容易领悟的，仍是那些最富人性的东西。

　　回顾早年阅读经历，李敬泽说文学之所以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至深，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文学可能是惟一的一道光：“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讲，他知道世界有多么大，他知道世界有多么丰富，他知道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生活还有多么广阔的可能，几乎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偶尔落到他手里的一本书。”

　　80年代初

　　《收获》发行过百万

　　1977年底的一天，已经读初三的李敬泽走在街上，回荡在城市上空的高音喇叭正在讲述一个名叫谢惠敏的“好孩子”和一个名叫宋宝琦的“坏孩子”的故事。

　　李敬泽记得那时一开会，高音喇叭就宣读社论、播报重大新闻，有时也会播一些小说，他正是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刘心武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以此为发轫，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纪元正式开启。

　　十年浩劫十年噤声，重获新生的人们有太多话要说。然而失语太久，那最初的呐喊艰难沉重、探头探脑。

　　将近一年后，才从上海传来一声呼应：1978年8月，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习作《伤痕》，在《文汇报》发表。据当事人回忆，无论《人民文学》还是《文汇报》，刊发这两篇作品都有过长时间的犹疑和争议。

　　闸门一旦开启，洪水滔滔势不可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

　　在这接踵而至的浪潮中，文学期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短短几年，先后复刊、创刊且有全国影响的期刊就有《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诗刊》、《星星》、《世界文学》等数十家，省级以上期刊超过200种。

　　据《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这本老牌文学双月刊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当时的主编巴金颇为担忧，“巴金有非常丰富的办刊经验，他知道这个现象不正常，满大街全是你的杂志，这是很可怕的。他说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大学校园同样是这股文学热潮的重要阵地，文学社团遍地开花。诗人徐敬亚称，到1986年他策划“现代诗群体大展”时，全国光诗社就有2000多家，“自谓诗人”百十倍于此数。校园之外，人们对文学也是热度不减。由建筑工人北岛、待业青年顾城、纺织女工舒婷等人支撑的油印本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校园内外都受到追捧。

　　1984年，北岛前往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实实在在领教了一把四川人的疯狂：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他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了灯，缩在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多年之后北岛写道：“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这种狂热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狂热气氛中，1980年夏，16岁的李敬泽考入北大中文系，从石家庄北上一脚踏入燕园，发现同学个个都是“诗人”。

　　不惟中文系如此，在其他专业，文学青年亦比比皆是。与李敬泽同龄的诗人海子比他早一年来到未名湖畔，这名来自安徽乡下的天才少年，就是从北大法律系出发，划出了一道炫目而转瞬即逝的生命弧线。

　　80年代中后期稿子用否都是大事

　　李敬泽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北大四年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大伙文学热情高涨，几乎每个人都在写诗，就他不是文学青年。

　　虽然看了很多书，那时他没想过自己要干文学这一行，没写过诗，连散文都没写过，“我在宿舍睡上铺，晚上经常听他们在下铺争论，这诗应该这么写，那诗写得好，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李敬泽将个中原因归结于自己年龄太小，那会儿他们班长40多岁，完全两代人，“我当时基本上就是一小孩儿，懂什么呀？就是跟着混的那一拨。”

　　1984年大学毕业时，李敬泽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解放军某总部，一个是去《小说选刊》做编辑，一想到穿上军装每天要出早操不让睡懒觉，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在地安门附近一个院子里，20岁的李敬泽开始学做“二道贩子”。李敬泽说，那时某个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政治上有没有问题，艺术价值如何，《小说选刊》的取舍，常常是一个风向标。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发表，李敬泽看后觉得很好，但当时的领导决定不选。正巧那时杂志换帅，小说家李国文走马上任，李敬泽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下。这名新主编马上开会，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来，重新把《红高粱》选上去。

　　那是一个令李敬泽回想起来仍兴奋难抑的年代，不断有新东西出现，都是你以前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所达不到的东西，“经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作品往那儿一放，哇！爆炸性的。好嘛，然后就是激烈的争论。当时觉得一个稿子用还是不用都是大事儿。”

　　的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坛奇峰迭起的年代，在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兴起的同时，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年轻作家以鲜明的先锋姿态登台亮相。“写什么”不再那么重要，“怎么写”被突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

　　禁锢太久，人们求新求变的热情超乎想象。短短几年间，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现代、后现代文学流派，几乎无一遗漏都被学习、操练了一遍。

　　乱花渐欲迷人眼，每天在热闹非凡的文学刊物间寻寻觅觅，李敬泽在《小说选刊》待了六年，“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

　　90年代

　　小说进入全盛期

　　1990年底，李敬泽调任《人民文学》编辑，2008年5月升任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评论。

　　他的评论不太讲究学理是否严谨，更像随笔美文。与人私下交谈，这个善饮的山西男人更是机智风趣，毫不避讳京骂俗语。随着他在《人民文学》的升迁和作为批评家的声名日隆，一个段子在文坛流传颇广：年轻作家到京必做三件事——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有趣的是，在他之前，著名编辑家李陀和李敬泽在《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朱伟也曾享有类似声誉。

　　李敬泽说，狂飙突进的80年代过去之后，90年代文学确实缺乏80年代那样的创造光芒，整个时代气氛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人人以文学为荣，到了90年代，人人以埋汰文学为荣。”但他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依然有它自身的成就和进展，就普遍的艺术水准来说，在80年代基础上有相当大的提高。

　　在李敬泽看来，80年代文学之所以那样光芒四射，和当时的特殊语境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重复，“你没有办法让文学在90年代或现在继续保持80年代那种劲头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正说明了中国的长进、时代的发展。”

　　“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像王朔一样骂人，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此前我们只有政治语言，没有别的。”李敬泽说，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有这样的机会，能如此强有力、如此明显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生活，这是新时期文学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同样感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文学之外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坛开始风平浪静。

　　不过这位被贾平凹称作新时期小说革命“最早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的著名编辑家认为，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开花”，“结果”却在90年代。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张炜等大批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10多年间，这些文坛精英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小说全盛时代。

　　这个温文优雅、平和谦逊的上海男人语出惊人：“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

　　90年代后期

　　文坛进入萧条期

　　1998年的一天，李敬泽和《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青年评论家施战军聚首香山，商量推出一批“70后”作家，计划在《作家》发个专号，同时在《人民文学》陆续发一批。三人掐指算算账，全是女孩子。

　　“等到《作家》发那个专号的时候，每个女孩子都是弄出一个被人嘲讽的艺术照。然后我们就眼瞅着一个文学事件迅速变成一个非文学事件。”10年后回首此事，李敬泽结合文学圈外几个大事件，将1998年认定为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拐点。

　　那一年，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开始全国走红，娱乐精神成了文化领域中心性的东西。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网络门户元年”：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网、网易突破电子邮件领域进军门户、搜狐老板张朝阳入围《时代周刊》全球数字英雄榜。

　　“网络由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忽然成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基本上是从1998年开始的。”李敬泽说，后来榕树下等原创文学网站创立，写作权利、语言权利都大规模向民众扩散，文学不再是一个高度精英的事业，作家也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李敬泽称这些变化背后，是一套新的文化逻辑的确立，作家对文学本身的看法已然改变，“之前很少有作家认为这事儿是个买卖，1998年之后，所有作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买卖：读者很重要，市场很重要，炒作很重要。”

　　李敬泽说如今再以文学中心论者自居缅怀上世纪80年代没有意义，他只关心在当今环境下，怎样才能保持文学的影响力，使文学依然成为我们文化中一种活跃的、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命题。

　　比李敬泽年长六岁的程永新说，进入新世纪，他常常有些焦虑，“可能也是人到中年的缘故吧。”他感到文坛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萧条期。

　　一方面，除贾平凹、迟子建、莫言等少数作家仍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外，一大批重量级的优秀作家陷入了写作困境，想超越他们自己似乎没有可能。年轻一点的如东北的金仁顺，近年有不错的作品问世，但没有一个群体能延续90年代的繁荣。

　　更加年轻的如韩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写作者”，他们的“青春读物”发行量很大，但这些人根本不认为要把一个什么文学传统继承下去，“你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认同你曾经有过的辉煌，韩寒就是这个态度，到处骂人。”程永新说，这样的局面导致文坛青黄不接，出现了一个文化的大峡谷。

　　在程永新看来，文学的边缘化无可逆转，现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平庸。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要有先锋性在里面，“这种先锋性不是说你的小说没人看得懂，而是你的精神思索、艺术追求永远走在常人前面，走在生活前面。”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南北辉映的两大重镇，《收获》和《人民文学》的发行量都曾上百万。如今前者发行量为十二三万，后者六七万，对于这个数字，程永新和李敬泽都觉得很正常。

　　“80年代你说有什么啊？没这么多杂志，没网络，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可不就是一本文学期刊呗。我是不再梦想80年代的盛况了，除非社会大倒退，把网络关了，电视关了。那世界不是太可怕了吗？”2008年深秋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坐在北京东三环边的办公室里，李敬泽点燃烟斗，烟雾氤氲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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