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少了缺了什么？”1994年中国发问。

　　这年一开年，中国人即紧张于一种不小心被唤醒的“差距意识”：在与日本孩子的比较中，中国孩子表现得太懒惰太怯懦太自私。

　　作为前辈的“下一代”，当年的成年人则自信做得很出色。新的双休日工时制度改革开始进行，中国接入Internet的努力也获得了成功，尤其，民族百年夙愿——三峡工程，在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正式开工了。但是，“下一代”接班作为一个问题，依旧牢固而敏感地根植于现实社会制度与民族心理当中。

　　当然，在市场浪潮与泡沫当中，许多悲情模式被冲毁了，许多紧张过程被稀释了，现实逐渐获得了对抗历史的力量，甚至有些“矫枉过正”。那年头的VCD狂热，即以盗版快感的形式过度诠释了一种新的中外关系模式。

　　本报记者曾鸣 长沙报道

　　1994年2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贫富差距就是知识差距”。

　　这一天，正值当年中国大年初六：穷人和富人都还在各自的知识结构中，感受着相同或者不同的新年气氛。喜悦、焦虑与期待……

　　教育是这一年的主题词：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尚且争论未休，MBA已成为热潮，中国工程院选出首批院士，李阳开始创办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

　　我们对知识重要性的告诫并不陌生，早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着重阐述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又在1988年和1992年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怎样才能实现有技术进步的增长和致富？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在夏令营上的较量算不算是知识较量？为什么姜万勐拥有研制VCD的技术却没赚到钱？

　　在发展的道路上，1994年成绩不错，13.1%的GDP增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三高的成绩，但事实上我们需要软着陆，因为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更让人瞠目结舌。同时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也创了新高，我们开始扶贫，并且在成为世界工厂时不敢沾沾自喜，因为没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好日子往往只是一场胜利大逃亡。

　　夏令营里的中日较量

　　人们担心中国下一代不堪21世纪的挑战

　　当知识和贫富挂钩时，教育就开始成为一种投资。作为一个垄断市场，中国教育在这一年的年初即遭遇了一场大讨论。

　　话题源自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从1991年开始，宋庆龄基金会和日本一家名为“蚂蚁蟋蟀”的游戏学校连续三年合作，举办了三次儿童探险夏令营。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日本人担心他们的下一代缺乏身体上的锻炼，并且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他们希望通过夏令营，让儿童不仅能够像蚂蚁一样勤奋好学，还能像蟋蟀般活泼可爱。第一次探险地点选在黄海的一个孤岛，后两次则在内蒙古大草原进行。

　　事实证明，日本人多虑了，起码和中国的孩子相比，日本的儿童不值得担忧，他们在荆棘丛生的荒岛上挥刀顽强前进，他们发着高烧仍然坚持步行，他们来不及埋掉垃圾时会带上车一直提到呼和浩特；而中国小孩呢，不会在野外做饭、在旅行只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把水喝个精光、在日本小孩埋头走路的时候嘻嘻哈哈导致体力不支、稍不叮嘱就要随地扔垃圾……

　　在家门口出的这场洋相，极大的刺激了国人的神经，社会上展开大讨论，团中央召开座谈会，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人，副总理李岚清批示要求认真思考。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名为《黄金时代少了缺少了什么——探险夏令营引发的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文章，直言“两国孩子的不同文化行为，揭示出中国孩子存在不能吃苦，缺乏环境意识和生存意识的问题。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隐患，令人担心中国的下一代将不能堪负21世纪的挑战。”

　　之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少年进行了抽样调查，在对性格特征进行量化研究后，发现许多孩子身上确实存在着可谓一致的缺点，6字概括为；懒惰、怯懦、自私。

　　但是真的可以怪孩子么？日本人初到北京时，就发给每个孩子15元钱，让他们自行参观天安门广场并解决晚饭，这使中方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迷路了咋办？日方一脸轻松：迷路了也是一种锻炼。而夏令营的中方总领队、团中央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曹东新介绍，中方领队被要求把好“四口”：乘车时坐在车门口，睡觉时躺在房门口，进店时守好店门口，见到记者时让孩子少开口。

　　在“80后”、“90后”这些词汇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小皇帝”是那一代儿童的泛称，而正是1994年对中日夏令营的讨论，让整个社会开始思索，决定贫富差距的知识，是不是可以全部在课堂上就能搞定。

　　与进口大片亲密接触

　　进口大片和国产VCD，拉近与电影的距离

　　1994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他们的“电影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国内的观众每年可以在影院看到10部“进口大片”，而VCD的发明，则使得更多人们可以在家观看电影。

　　11月12日，第一部“大片”《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首映，观众人次达139万，票房收入1127万元。

　　当片中哈里森·福特乘坐的囚车和火车相撞时，影院中的大部分观众都下意识紧紧地抓紧了扶手——囚车和火车的残骸和碎片轰然冲向银幕，似乎要扑面而来，平时看惯了国产片的观众们何时见过这种视觉效果？！要知道，导演安德鲁·戴维斯是真的安排了一辆火车以42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跟一辆囚车真刀真枪撞上了。

　　自此，“大片时代”序幕拉开。所谓“大片”，指的是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的最新外国影片。由于广电部电影局批准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遂有人将这10部影片称为“10部大片”，大片的名称也因此而流传开来。参照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大片各方收入分成的比例是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

　　在大片进入之初，曾遭到省市电影公司联手狙击。发难者指出，进口影片会对民族电影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已故著名导演谢晋则用狼和羊的比喻来说明大片和中国电影市场的关系：“表面上看，内地电影市场的萎缩是海外大片冲击的结果，大家都在叫狼来了。但实际上主要还是我们电影自身‘内功’不足。如果我们把自己也变成‘狼’，有自己强有力的大片支撑，那就不会被狼吃掉了，要变成‘狼’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革中国电影的体制。”

　　现在，大片已经占到我国票房总额的三分之二，2002年，我国引进分账大片的数量从每年10部增加到20部。而按WTO条文规定，我国进口分账式大片将逐年递增，直至每年50部。

　　其实，和进口大片比较，VCD才是版权的噩梦。

　　从1994年底开卖到现在，我国究竟生产了多少台VCD？这个数目难以统计，因为仅1997年，我国VCD的总产量就突破了1000万台；那这些机器总共播放过多少VCD碟片呢？这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许多都是盗版。

　　VCD制造业短暂快活

　　姜万勐没有因研制VCD而致富，他缺什么？

　　姜万勐(meng)是谁？

　　相信大部分人都答不上来，虽然他们都知道VCD是什么。是姜万勐研制出了这个千家万户都有的东西。

　　VCD，是Video Compact Disc的缩写，意即视频压缩盘片。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散发这盗版气味的东西。

　　首先，世界上第一台VCD机虽然产自中国(现在已经16岁了)，但是它所基于的技术却是美国C-CUBE公司一项不起眼的MPEG(图像解压缩)技术，是旅美学者姜万勐在1992年美国举办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发现了它，并在1993年9月研制出VCD，接着在年底成立万燕公司开始批量生产，同时他还向11家音像出版社购买了版权，推出97种卡拉OK碟片。

　　奇怪的是，姜万勐并未因为这一开创性的举措而发财。

　　因为，万燕第一批生产的1000台VCD机，几乎都被国内外各家电公司买去做了样机，成为解剖的对象。

　　并且，姜万勐没有申请专利。

　　所以，1994年，万燕还能保持10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到了市场上到处都是万燕VCD的“盗版产品”和“模仿产品”的1996年，万燕的占有率已经跌破3%。

　　也就是在这一年，万燕在创造了上个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惟一领先世界的产品仅仅3年后，就走上了被重组的道路。

　　当模仿者踩着万燕的尸体踏破VCD这个零门槛制造业的同时，价格战持续升温，广告战铺天盖地，唯独没有人关心技术升级，也没有人想到保护知识产权。等到VCD退出电子产品的舞台，DVD和蓝光时代来临时，国外高额的专利费成了每一家VCD企业头上的铡刀。VCD产业藉此成了一个中国制造业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