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是一个奇迹。与他同时涌现的乡村强人，光环似乎都已暗淡，有的甚至已经身陷牢狱。

　　如何完善乡村治理的模式，走出强人政治的陷阱，在当下似乎仍是一个难题。

　　在传统社会，乡村治理不需要外部权力委任，乡村绅士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是以自然形成的权威为基础的。比如，他 们在外地当过官员，见多识广。至少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家教育，拥有举人、秀才之类的头衔。他们熟悉儒家的价值，具有高 于一般村民的知识甚至智慧，在处理村民间纠纷的时候，相对可以保持公正。但只有在财富相对稀缺的传统小农环境下，这些 乡村精英尚可独善其身，这种治理模式才可能维持。

　　随着现代化向乡村拓展，村官的权力开始变大，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很多乡村开始发展 工业，包括华西村。随后，到八十年代，社队企业发展成为乡镇企业。村官作为村集体组织的代理，掌握着大笔工业资源。在 有些乡村，村民的就业和福利依靠这些企业。这样，村官既掌握着行政权力，同时也是村集体财富分配、再分配的主体。几重 角色结合于一人之身，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乡村的村官的权力的范围，甚至超出其上级政府。

　　如果这个村官比较仁慈和聪明，那么，这个村集体的经济就可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 其发展空间是相当大的，也确实涌现了很多富裕村、明星村。在这些繁荣的村庄后面，总有一位强人型的村官。

　　然而，先贤早就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掌握权力者的心灵趋向败坏。于是我们看到，仁慈的村级强人似乎总是例 外，现实中时常存在的是胡作非为的强人。他们借助自己的行政权力，财政控制，把自己的村庄变成“土围子”。村民可能会 从村集体分享到一点福利，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得忍受可能不断滥用的权力。九十年代以来，有的乡村强人把村集体 的资产以各种渠道私有化，若干乡村强人因为违法乱纪而落马，还有一些乡村强人则因为市场适应性较差或时运不济而归于暗 淡。

　　吴仁宝之后的华西村如何发展，尚有待时间考验，但强人治村是难以持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引入的村民民主自 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值得期待的模式。但现实的困难也应看到，由于对村官“监督的缺失和空白”，包括强人治下的很多村 庄，村务公开、村财民管乡指导、财务集中核算、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等制度只是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另外财富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过程导致的乡村精英流失，使乡村治理的根基持续遭到慢性侵蚀。这样就依然未能实现 真正的村民自治和利益公平分配。究竟怎样实现乡村的优良治理，如何更好地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依然是一个挑战，但可以确 认的是必须做到选举与监督、管理配套，对村官监督到位，才能将村民自治落到实处。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