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11月17日电 题：鲜为人知为人知的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孙炳新

　　新华社记者 王炤坤 邹伟

　　眼前的孙炳新，山西闻喜县南郭村村民，53岁，两鬓染霜，在丰收的麦仓前笑着说：“过去发愁吃不饱饭，如今发愁粮往哪里放！”

　　孙炳新30年前发起包产到户改革，与农民签订“秘密合同”，领山西之先，比起安徽小岗村干得更早些。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位可以称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人”却不为太多人所知晓。

　　一份比小岗村还早的“秘密合同”

　　孙炳新说，为了能填饱肚子，从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 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当时23岁。

　　社员们认为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当上了这个‘官’，没一点高兴劲儿，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

　　孙炳新苦思了一冬天，在1978年的春耕时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包产，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基本没有了。”

　　为了保证口粮，孙炳新决定把棉花种植面积压到103亩，多出来的田可以种粮食。“我算了算，如果都按自留地那样干，就算减少一些棉花种植面积，队里的生产任务也能完成。”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型：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大家都说好”。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纷纷要求签合同：队里保证提供水、电、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每一份合同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不准泄密！”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3月，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契约”还早了8个多月。

　　遭遇批判，幸遇“春风”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这些秘密合同的签订者们吓了一跳：当年秋天，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但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谁也没这个胆。

　　“我们最后商量，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的；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没有不透风的墙，三队社员把带着棉桃的棉花秆拿回家的事，还是让其他人知道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包产到户是要坐牢的，就下定决心打死也不能承认。”

　　这事被汇报到县里，一些干部甚至已经嗅出他是不是在包产到户。当晚孙炳新就被找去谈话。

　　“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都不过关，最后被交给了公安，天天不让我睡觉，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交代问题。当时我都快崩溃了，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我当时想，完了！”

　　孙炳新是幸运的，他自己也没想到，两三天之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几天之后领导再找我谈话，表情明显不同了。原来就是那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全国从上到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我搞包产到户成了先进。”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还把交上来的“秘密合同”贴了出来，作为典型让干部们学习。

　　“让农民吃饱吃好饭，才是天大的事”

　　1979年春，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2个生产队也仿效此法，全部分田包产到户。

　　南郭村的做法却没有得到当时山西省委的支持，在这个诞生了“大寨精神”的省份，由于极左思想影响深刻，不允许出现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历史的遗憾由此而生，孙炳新与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南郭村与“包产到户第一村”，擦肩而过。

　　1981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来，孙炳新继续担任生产队长，并在1982年至1984年间、在2003年至2005年两次担任南郭村的村委主任。

　　目前，他还任着和他改革时所任生产队长同样“级别”的职务－－居民组长。如今的南郭村，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在1978年承包棉田的19户农民，现在年人均纯收入都超过5000元，其中还出现了百万元户。

　　记者问起孙炳新，怎么看待他当年的做法比小岗村早，却远没有后者的影响和名气，他十分淡然：“我就是一个生产队长，操心的事不过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别的什么我都没想过。在农村，让农民吃饱饭，吃好饭，才是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