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改革开放30年，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30年改革大交响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 ，国人思想观念在过去30年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在过去的30年中，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社科学术， 都紧随且影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1978-1989启蒙的年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走出“文革”不久的文艺界对于过去的伤痛记忆犹新。控诉“文革”给人们在心灵和精 神上造成的伤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那么，“伤痕文学”则 是用小说的形式对“文革”进行反思。在中国社科院学者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对于“朦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 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和引起剧烈冲突的 激情。”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此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 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班主任》。稍后，王亚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由此，“伤痕文学”的 三驾马车悉数登台。而揭露“文革”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一批文学作 品，也因为卢新华的《伤痕》获得了冠名。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天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 到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 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 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其后，“伤痕文学”出现了一些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 冯骥才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 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同样是在1978年，诗人北岛和芒克、黄锐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当他们用黄锐弄来的一台很破的油印机 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他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到12月22号晚终于完工。12月23日，几个人先 在市内转了一圈，在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又去了北大 、清华、人大、师大等地方张贴。由此，“《今天》派”诗人登台亮相。

　　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 歌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 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 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 、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 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 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尽管“三个崛起”后来遭到批评，但是，三篇评论确实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 用。

　　即使现在读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 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这些诗歌很快传 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获得了巨大声誉。

　　同样受到肯定和欢迎，“今天派”和“伤痕文学”的立场却泾渭分明。在《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 《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北岛等人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 至今，北岛仍认为。“‘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 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在艺术领域，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歌颂1976年“四五”事件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围绕着天安门 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时候公演，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争先恐后地走进剧院观看。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平反了。1979年3月 ，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这部话剧表现了医务工作者同“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 ，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这两部政治话剧的成功，陈白尘的《大风歌》、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 》先后上演，这些话剧解放思想，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深受观众喜爱。使得话剧在解放以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

　　在美术界，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相继出现，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 华的《为什么》等等。

　　在1980年5月号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 ，潘晓历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展示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说法。随后，《中 国青年》杂志收到六万多封来信，就人生观进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 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得这场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反响。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歌曲、“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一起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厦 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谢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 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 放几首邓丽君的歌。”大陆的流行乐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模仿之后，“西北风”劲吹。齐秦于1988年进入大陆并迅速 窜红，同在这一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标志中国摇滚乐的正式亮相，崔健因此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

　　80年代中期以后，琼瑶、金庸、梁羽生、席慕容、三毛等港台作家的作品先后进入大陆，并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 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使得人们的求知欲空前释放，中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文化热”。在文学方面，以余华 、格非、马原等作家为代表先锋小说开始出现，1987年的莫言，1988年的王朔，都成了文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1990-1999反思的年代

　　1989年之后，中国文化界陷入低谷。文学刊物、青年杂志的订户量急剧下滑。直至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 下海”成了文化界的热门词。最鲜明的例子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当时，党政机关团体都在大办“第三产业”、“干部寻找第二职业”，张贤亮就以宁夏文联的名义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 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就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公司注册资金为93万元，实际只有78万元。这就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初始 投入的全部资本。1994初，中央发布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与其所办的“三产”在人、财、物上全面“脱钩”，于是 企业成了张贤亮个人控股的股份公司。

　　迄今为止，镇北堡西部影城已陆续拍摄了《一个和八个》、《牧马人》、《黄河谣》、《红高粱》、《大话西游》、 《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新龙门客栈》、《乔家大院》等百余部影视片，中国电影界认为“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 界”。

　　尽管此时的中国文化界陷入低迷，但是，作为文学批评重镇的华东师大却非常活跃。已经毕业留校的王晓明当时跟学 生在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聊天，谈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当时的文学状况，华东师大一 批中文系的硕士生、博士生，加上王晓明，一起做了一个讨论，形成了一个记录，后来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 杂志上，文章的题目是《人文精神的废墟》。在文章中，与会者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这 个纪要获得不少报纸的转载。王晓明说，其实，这只是这一场大讨论开始借助报刊公之于众了，讨论本身开始得还要早，还有 许多讨论并没有形诸文字。在1994年《读书》杂志连载五组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之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 ，参加的人也更多了。

　　王晓明回忆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 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 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 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 有基本的确信。没有基本的确信，精神立场就东倒西歪。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 ，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 的。

　　由于国内的报刊广泛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做出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 论，仅王晓明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100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为文章的发表提供传播平台。 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 ，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上海 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此时，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 词。有人告诉王晓明，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 ”这样的话。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历经曲折之后，终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春，顾准80诞辰纪念会在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召开，王元化、朱学勤从上海赶了过来。张劲夫、徐雪寒、骆耕漠、杜润生、吴敬琏、雍文涛以及孙冶方 的夫人洪克平，顾准的次子高梁等都参加了。学者丁东记得，第一次会议没过多久，中国社科院再次召开了有关顾准的研讨会 。此时，《顾准文集》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文学所的钱竞牵头，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中国社科院再次开会研讨顾 准思想。参加者有自己和王蒙等人。丁东说，“一年之内给一位学者在社科院连开两次研讨会，这样的现象是很少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王元化把这部书推荐给海外著名华人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教授，后者来信说，他从序中读 到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横逆中的艰苦卓绝精神而流泪了”。

　　学者朱正琳当时身为一家杂志社副主编，“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顾准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种信 息很快传递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觉得，‘顾准与《顾准文集》’是一个好选题，就请了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写顾准。我开始 约了王元化，朱学勤去跟他说了之后，他说还是让朱学勤来写。1996年第2期，我们杂志发表了朱学勤的《愧对顾准》、 徐友渔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等四篇文章，这期的‘人物春秋’栏目还发表了陈敏之写的《顾准的最后十年》。”朱正 琳说。

　　时至今日，杨建国依然对当时媒体谈论顾准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几年(指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 纸面媒体，包括香港媒体都谈论过顾准。绝大部分学者都对顾准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只看到一篇文章，认为对顾准评价 过高，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我本人收到了一麻袋的读者来信。”

　　学者朱学勤认为，《顾准文集》引发“顾准热”既有陈敏之、吴敬琏、王元化等人力推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原因。那 时的大陆思想界万马齐喑，犬儒主义盛行，大家感到没有思想武器，处于很苦闷的状态。《顾准文集》等作品出现之后，大家 感到分外亲切。顾准坚持普世价值，坚持全球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

　　学者丁东认为，顾准受到关注和当时现实有密切关系。“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比较沉闷，处于失语的状态。《顾准文集 》这样一本反思性著作的出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契机。我曾经主编过一本《顾准寻思录》，从中就可以看到，那么多 的讨论者以讨论顾准为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接着推动出版了《顾准日记》，后来还推动出版了《顾准文存》。”

　　而王小波生前寂寞，死后声名广播也是90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化现象。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王小波的作 品几乎全部出版。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王小波热”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作品《黄金时代》、《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等等先后出版。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两年时间里，如此 地被人们阅读、关注、讨论，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而它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就 是，王小波的魅力，在于其特立独行的思想，他因此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深深地喜爱着。与“王小波热”相对应的，是稍后所出 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此时的文学界，尽管也有《白鹿原》这样销量和影响都很大的长篇小说，但文学的作用明显消退，其影响也日趋式微 。与此同时，传媒的发展带动了大众文化的崛起，电视的威力开始凸显，网络也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

　　1991年，摇滚乐队黑豹首先在香港、台湾发表了初次问世的专辑《黑豹》，其中的《Don'lBr eakMyHearl》、《无地自容》等曲目，成为华人青年热唱的名曲。黑豹乐队成为中国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摇滚 乐队。1992年12月，在中国大陆正式发行的《黑豹》创下了150万盒的发行记录。同在1992年，唐朝乐队的首张 专辑《唐朝》正式出版，由此，摇滚乐对流行歌坛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得到了听众的喜爱。

　　更具纪念意义的事件，是1994年12月17日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如日中天的 “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领衔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堪引起轰动。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 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堪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 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其后，港台的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道这场演出的盛况，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遗憾的是，摇滚乐的 创作、演出一直受到诸多制约。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未能形成良性发展，掀起更大的波澜。

　　2000-2008多元的年代

　　进入2000年之后，文化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化倾向。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发展，并 悄悄改变着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方式。从2000年开始，台湾的痞子蔡、大陆的李寻欢、安妮宝贝、宁财神等人，通过互联网 写作次第走红。同是这一年，凭借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韩寒推出了《三重门》。三年后，郭敬明推出了《幻城》，两人 因此称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

　　网络的崛起，虽然使电视的威力有所下降，但是其仍然牢牢占据霸主地位。央视的“百家讲坛”，正是在一连串的摸 索之后，终于在观众心理和文化传播之间找到了平衡，由此也造就了多名学术明星。其中，尤以于丹和易中天为典型代表。

　　在登录百家讲坛之前，厦大教授易中天已经在文化界摸爬滚打多年，出版了《读人记》、《读城记》等多本著作，但 一直就没有“火”起来。直至登录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之后，这才“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后，根据讲稿形成的同名图 书很快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以前的著作也借此迎来了第二春。

　　而身为北师大教授的于丹，由于父亲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于廉，国学基础深厚，因此自小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她登坛 开奖论语心得之后，迅速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和喜爱。必须承认，对经典的熟稔、干净的语言、出众的口才、敏捷的思维、出色 的表达，是于丹成功的关键。她的讲述，使得深奥的经典获得了可亲的面貌，不仅同名图书创下了400多万册的惊人销量， 而且推动了国学元典的阅读和学习热潮。其后，她再度登坛讲述庄子心得，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而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登场亮相，也使得一些追梦少女迅速成名。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何洁等人很快成为 大众偶像，并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颇具意味的是，文化评论界迅速介入，并从其评选方式衍生出民主等话题切入进行了探讨 。由于“超级女声”的空前成功，各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其后，主管单位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使得“超级女声”的影响力 大不如前。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文艺形式也将更加丰富。季羡林先生预言 “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不一定准确，但是，中国文化变迁的30年表明，心态日趋开放，眼界更加开阔的中国人，再 也不会允许封闭、阴暗的文化心理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了。只要保持开放的心理，中国文化就能迎来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