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

　　(上篇)特区：惊波一起三山动

　　1978年5月，神州大地上正因为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展开惊心动魄的思想大交锋， 为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调。

　　这个时候，伟人邓小平的思维走得更远，他已经在谋划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就在这个月里，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 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已经明确表达了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想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 又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具体做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 做起，逐步推开。”

　　“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于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和加工贸易区就从这里开始起步。

　　杀出一条血路来

　　率先嗅出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气息的，是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人”袁庚。

　　招商局为清末李鸿章创办的官营企业，历经磨难之后于1949年起义，归属大陆掌握和经营。1978年10月， 随着中央改革开放大政策的酝酿和推出，中央考虑把地处香港的招商局“用起来”，在“文革”中曾身陷囹圄五年半的袁庚被 委以招商局的重任。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内的“文革”也波及到招商局，到袁庚上任时，招商局只剩下一座小码头和几栋破房子。经 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袁庚逐渐萌生了以大陆廉价土地为依托、发展航运和仓储事业的念头。

　　1979年1月31日，袁庚带着蛇口蓝图飞赴北京，到中南海晋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认真倾听了袁庚 关于建立招商局内地工业区的想法之后，李先念笑着大笔一挥，把蛇口所在的整个南山半岛划给了他。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蛇口2.13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谨慎的决定让袁庚后悔了一辈子。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下，这样做显然是稳妥的。

　　从此，“蛇口”这个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蛇口开拓创新的故事广为流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响彻神州大地。

　　就在袁庚不知不觉间创造历史之时，更多的时代精英与他“英雄所见略同”。

　　也是在1979年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省委领导分头下去调查 研究，省委常委吴南生在汕头调研时萌生了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念头。3月3日，吴南生正式向广东省委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希望能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

　　1979年4月，习仲勋、杨尚昆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向中央表达了希望让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的想法 ，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在这次会议上，福建也提出了在厦门设立出口加工区的想法 。

　　针对广东领导人的建议，邓小平明确表示赞同并提议叫“特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 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个饶有兴味的细节是，邓小平当即找来地图，手指在地图上一路向南移动，最终停在了香港对岸的深圳。

　　1980年5月，国务院文件正式将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命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届十五次会议 正式批准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而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关于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说 明的，正是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这篇说明后来成为《江泽 民文选》收录的第一篇文章。

　　经济特区对当时中国人民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当然也给中央决策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济特区不仅是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勇于尝试各种创新措施的改革试验田。毫不夸张地说，以深圳 为首的经济特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经济特区披荆斩棘的卓越实践，为中国改革的持续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7年，邓小平豪迈地告诉外宾：“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 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逐渐在邓小平心目中酝酿成熟，那就是把海南岛从广东拿出来，作为一个整体举办经济 特区。

　　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议案，由曾任深圳市主要领导的梁 湘出任省委书记。至此，五个经济特区全部成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开发区大有希望

　　经济特区的成立引发了全国的热烈讨论，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忍不住把目光转向了条件优越的大连：“南 方建设特区，大连怎么办？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建设特区？有没有条件建设特区？”

　　任仲夷一连串的问题，终于在四年之后得到了解答。

　　1984年是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年份，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当年2月，邓小平视察 了南方几个经济特区之后，萌发了以更多样的形式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念头。

　　邓小平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 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还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全面开发海南岛。

　　1984年3月，大连市市长崔荣汉不失时机地向中央申请成立经济开发区，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后来担任大 连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的薄熙来，碰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时，他还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般干部。

　　历史再次让人惊叹它的神奇！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4]13号”文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 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上海、温州和北海 。文件规定：“这些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是，从1984年9月到1988年6月，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开端，国务院先后批准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吸引外来投资，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进步。

　　1985年2月，为了更好地搞活经济，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以后又陆续开辟环渤海经济开放区等大片沿海地区，形成了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这不但加速了 沿海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除了一般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外，中央还尝试更加外向型的“开发区”——保税区。1987年，国务院在深圳沙头 角进行保税区试点，这是全国首例试点，直接影响了后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成立。

　　进入90年代，国家在天津、深圳、大连、青岛等地设置了13个保税区。2006年，全国保税区出口总值达到1 090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2%，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转眼到了20世纪末，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年，那时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国企改革的阵痛。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 研发生产周期的缩短，当时世界上又一次出现了中低端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而由于中国国内对各类企业的管理比较松懈，走 私情况严重。

　　为此，中央考虑改变国内加工贸易的现状，将原来的开放式无担保管理模式转变为特定区域内的封闭管理模式，这就 触发了新的开发区形式的出现——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就是由国务院批准在境内设立的由海关对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进行封闭式监管的特定区域。

　　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第一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而《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管理暂行办法》也自2001 年4月1日起实施。截止2007年11月，全国累计批准建立出口加工区总数达57个，遍布23个省、市和自治区。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回顾1978年以来的发展时，把这些非均衡性发展的成功模式叫做“一制多式”，“一制” 是指同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多式”是指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是多样的。他认为，“一制多式”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更加适应现实的需要。

　　挽弓射向太平洋

　　然而，尽管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已经证明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还是有一些人对特区、开发区政策心存怀疑，相关争 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发生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的“洋浦风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1989年初，海南特区将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租给香港某公司，租期70年，实施类似自由港的政策。 2月18日，5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务院上书，称这种做法“丧权辱国”，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等问题。之后的全国政协 七届二次会议上，2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表示反对。5名委员更认为这是“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

　　这件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痛斥“卖国”行径，也给青年学生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混乱。大批 青年学生打着“还我海南”、“惩治卖国”的标语上街游行。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甚至不得不出来辟谣：“土地有偿出让、成片开发70年是有根据的，不能给人 家戴卖国的帽子”。邓小平也在海南的报告上批示，表示支持海南的做法。

　　尽管如此，还是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洋浦开发区才正式立项和批复。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思想开始泛滥，姓“社”姓“资”的争论甚嚣尘上，不断有人质疑特区要不要继 续办下去。

　　关键时刻，又是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坚定地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改革就没有希望，十余年的成 绩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来的。

　　1989年11月，上海浦东新区建设拉开帷幕，这是一项汇聚国内外之力建设的巨大工程，规划总面积达到350 平方公里。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力图将浦东建设为集工业、金融、商业为一体的综合区，未来目标是建成太平洋西岸最 大的经济贸易中心。

　　1990年2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浦东外高桥正式建立我国第一个保税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两个月之后， 中央正式批准浦东开发项目。然而在当时偏“左”的舆论环境下，浦东举步维艰。

　　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满怀遗憾地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 就好了”，浦东开发关系到“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邓小平的鼓励，使上海浦东在后来的数年内迅速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的 说法不胫而走。

　　1992年1月到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武昌、深圳等地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反对“左”的 思潮，将改革开放带入了凯歌高奏的新阶段。

　　搭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顺风车，仅仅在1992年的上半年，中国就基本完成了全面开放的布局。沿长江开放芜 湖、九江、重庆等5个内陆城市，开放上海港、南通港、南京港等12个主要港口，至此长江沿线主要城市已全部开放，纵深 达1200公里。延着边境开放黑河、绥芬河、凭祥、瑞丽、二连浩特等13个贸易城市。另外，开放乌鲁木齐、南宁、昆明 、太原、昆明、郑州等内部18个省会和区首府城市。至此，中国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真正形成。

　　从地图上看，如果说沿海开放地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弓的话，长江沿线就仿佛一支硕大无比的箭，这副强弓硬弩，把 全面开放的中国射向了广阔无垠的太平洋。

　　中国的“硅谷”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逐渐开始关注科技创新问题，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学技术为 振兴经济服务，要求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科技 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在中央越来越重视的大背景下，截至1989年底，全国各地自发建设了9个新技术科研开放区，如天津科学工业区 、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南京浦口高新技术开放型开放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京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期就汇聚了100多家民办高科技公司、40多家电脑开发公 司，形成了“电子一条街”。今天中国的IT巨头联想集团，就是那时在中关村的几间破旧办公室里起步的。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央感到原有零散的高科技园区已经不能适应现实要求，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加 速其发育成长，而这需要有完整的国家科技战略。

　　在1992年年末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国务委员宋健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方案。宋健指出，80年代中期起步的 “星火计划”，重点发展科技水平不太高的乡镇企业，而到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城市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条件，因此应当 实施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成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企业。

　　这项战略的蓝本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周边兴起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地——“硅谷”。

　　顾名思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现软硬环境的局部优化，最 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域，他能够大大推进知识经济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立刻看到了这项战略的长远意义，表达了由衷的支持。这就是“火炬计划”的开端，全 国2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陆续成立，后来这一数字增加到53个，孕育了大批高科技企业。

　　90年代初，全国各类开发区一度达到8700个左右；到1997年，经过数次治理整顿之后，这个数目仍然保持 在上千个左右，足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火热气氛。

　　说到这里，苏州这个城市是无法绕过的。苏州在已有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情况下，又于1994年争取到中 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后者俨然已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标杆。到2007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836亿元，这个数字比开发的时候足足增长了73倍，而苏州全市GDP达到5596亿元，列全国第五位。

　　苏州的光辉业绩，几乎让历任主政官员如梁保华、陈德铭、王珉等都升任省部级要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科技部从1995年开始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创办国家火炬计划软件 产业基地。全国各地近20个软件园被纳入其中，由于其适合软件产业发展的优越环境，迅速成为全国软件产业的支柱力量。

　　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惊波一起三山动”，正是邓小平这种敢于尝试的改革精神，造就了对改革开放居功至伟的各类特区、开发区和贸易 区，进而势如破竹地撕裂了旧体制的束缚，逐步引导中国人民迈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时至今日，进行了30年之久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正面临艰难的转型。“特”字当头的各类特区、开发区和贸易区 ，必将继续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扛起开拓创新的猎猎大旗奋勇前行。

　　(下篇)开放：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2001年9月13日，中国和墨西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至此，中国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 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已成定局。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正式批准中国加入。

　　为了这一天，中国人民耐心等待了漫长的15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事业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出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的结论。

　　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要想让经济发展尽量快一点，就必须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作为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之举，对外开放仿佛一股劲风吹来，搅动了一池春水，极大地带动了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 化，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透过门缝看世界

　　“文革”后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69年，中苏交恶，“一边倒”外交政策彻底结束；1970年 ，中国邀请斯诺访华，试探美国对华政策；1971年，中国在世界各国支持下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中美关系解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沟通的大门，逐渐露出了一丝缝隙。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乘专列到南方视察。路过长沙时，闲谈之中听到女服务员反映，说的确良布料的衣服很 难买，千辛万苦买到一件就很高兴。

　　买一件衣服竟然要“千辛万苦”，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

　　“九·一三”事件过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和李先念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根据 毛泽东的意图，李先念着手从国外引进成套化纤技术设备。

　　1972年2月，即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当月，由李先念主持、国家计委起草的相关报告经政治局批准实施。消息 传到各部委，冶金、燃化、机械、电讯、轻工、水电、铁道等部门纷纷要求引进项目和出国考察。

　　1973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决心在外汇储备极端紧缺 的情况下，拿出43亿美元(后追加到51.8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包括彩电设备、轧机、4套大型 化纤设备、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化肥设备、225万千瓦发电机组、军用斯贝发动机等等。

　　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文革”后期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的热潮由此掀开。

　　除了积极引进技术设备外，一部分高层领导开始考虑推动外贸发展，借助外贸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为国民经济建设积 累资金。

　　1972年下半年，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居高不下，而棉花价格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国内棉花歉收 ，纺织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外贸部门主张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使用或出口。

　　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这样是依赖外国，违反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关键时刻，陈云支持了外贸部门：“我们要利用这段 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

　　陈云还初步考虑了大规模发展外贸的问题，他说国内劳动力丰富，搞出口加工是优势，赚得外汇之后再进口必要的化 肥和设备等，两全其美，有何不可？“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

　　在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国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代中，对外开放的道路注定是多 灾多难的。

　　时代呼唤一场彻底解放思想、勇敢走出国门的大变动。

　　打开“中央之国”的大门

　　1979年5月16日夜，福建金门，国共隔海对峙的最前线。

　　一个名叫林正义的年轻国民党军官，趁着夜色从国民党驻守的金门出发，游水泅渡两公里，抵达对岸由大陆解放军驻 守的厦门。他“叛逃”了。

　　投奔大陆不久，林正义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改名林毅夫。如今，林毅夫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世界 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在80年代以前，留学、特别是到西方国家留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而今国 家正在大规模派遣留学生，鼓励他们学习先进知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告诉教育部门领导人，派遣留学生“要成 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国门在迅速打开。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回忆说，1977年下半年，国务院派他到英国和法国考察，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吃一惊。他 告诉李先念，自己除了20年前到过苏联之外，还没去过国外。这就是当时中外隔绝的情形。

　　在邓小平的率领下，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员纷纷走出国门，直接感受中国与世界的差距。1978年，中国兴起了一个 出国考察热潮，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0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其中华国锋出访了4个 国家，邓小平出访8个国家。如此频繁的出访，反映了高层领导渴望学习发达国家的迫切心情，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邓小平的勇敢之举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1978年世界年度人物，并评价说：一个崭新 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其间到美国国会演讲。在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议 员们，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洞察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的迫切需要：中国要想迅速迈向繁荣富强，就 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外”字当头搞建设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 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荣毅仁、古耕虞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明确提出搞建设完全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 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可以先搞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如轻 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

　　借这个机会，荣毅仁提出了利用家族优势创办外向型企业的想法，邓小平当即表态支持。1979年10月4日，由 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这个半官方性质的公司的成立，直接向外部世界释放出中国对外 开放的强烈信号。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第一批共七部法律中的一 部。

　　法律制订出来了，海外企业家敢不敢尝试着投资呢？草创之初万事艰难，要赢得外部世界的信心，中国用了将近一年 的时间。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于1980年5月3日，由香港女企业家伍淑清与内地合资创办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

　　只要有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剩下的就势如破竹了。1981年，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在深圳成立 ，这是由泰籍华人谢国民旗下的正大集团投资建设的。

　　今天三四十岁以上年纪的人，或许还会记得90年代初由正大集团赞助、中央电视台开办的《正大综艺》栏目，这套 由姜昆和杨澜主持的节目一度风靡全国，“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等栏目用语一直流行至今。

　　与吸引外资有类似经历的，是外贸领域发生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统管外贸经营权，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包盈亏，进出口商品数量不大、种类很少。进出口任何 商品或用品，都要受到严格审查。然而仅仅经过十余年时间，外贸体制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足够一个名叫牟其中的中国商人 上演“罐头换飞机”的眩目大戏。

　　1989年，牟其中得知正面临解体的前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另一方面，四川很多国 营企业积压了大批罐头、皮衣等轻工产品，同样找不到买主。于是，牟其中萌生了以货易货的念头。1991年中期，牟其中 和四川航空公司一道，与苏联方面达成协议，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购四架苏制图-154飞机 。

　　“罐头换飞机”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但却折射出中国对外贸易放开的程度。

　　世界工厂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刚刚回归祖国的弹丸之地香港，经受了以乔治·索罗斯为 首的国际炒家的猛烈攻击，最终步履蹒跚地挺了过来。

　　由于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骤然变化，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仅为7.8%，1999年更是下滑至7.1% 的近年来最低点。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危机受害国的负担，帮助亚洲乃至全世界经济的恢复，中国严守人民币不升值的承诺， 为受害国家提供大量援助，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001年5月，日本政府公布《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贸易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证据很明显，例如中国煤炭、水泥、钢材、玻璃、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设备等连年稳居世界第一，化纤、电力 等产出连续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8 ％以上。

　　6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E·加藤撰写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当一切都是中国制造时》，指出中国势不可 挡地成为了制造业超级大国，而一旦战争、恐怖主义、社会动荡甚至自然灾害等危及中国，给全世界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对外部世界的过分依赖何尝不是一个“问题”。在2000年左右时，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 40%，而到了2007年，已经上升到将近70%。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依赖出口是很不正常的，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 影响到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初期大张旗鼓地鼓励进出口不同，现在如何挖掘内需倒变成一件大事了。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许多国家都逐渐认识到，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 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这是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正式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佐利克提出的最具新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 keholder)。这是布什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它的提出显著地表明中美两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有着共 同利益。

　　除了美国，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每年一度的八国集团会议，是全世界经济影响力最大的组织 。八国集团中除了俄罗斯之外，其它七国都是最发达最富有的西方国家，而近年来八国会议每次召开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是 否该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

　　从当初与世隔绝，到如今给全世界生产产品，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范围可见一 斑。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2002年3月4日，纽约百老汇的一栋标志性建筑、具有古罗马风格的格林威治银行大厦，换上了一个对美国人来 说很新鲜的中国名字：海尔大厦。

　　海尔集团的这项收购活动，不禁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当时日本三菱公司收购了座落在纽约曼哈顿闹市的洛克菲 勒中心大厦，那是一个美国人惊呼日本“收购美国”的时代。

　　两年之后的2004年12月8日，中国联想集团上演了一出“蛇吞象”的精彩大戏，以6.5亿美元现金及价值6 亿美元股票收购了美国IBM集团包括Think品牌在内的PC业务，IBM持有18.5%的联想股份。此次收购，使得 联想成为世界第三大PC厂商。

　　中国企业纷纷投资海外的现象，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已经从单纯“引进来”的阶段跨入了勇敢“走出去” 的阶段。

　　1997年，正当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之时，中央高层已经在酝酿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江泽民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引进来”和“走出去”缺一不可，既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 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搞经济技术合作。

　　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3年10月，《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 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项目也 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我国三大类企业纷纷到国外寻觅商机：一是活跃的民营企业，如浙江、福建的一些企业，其生产 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鞋、纺织服装、皮衣等。二是实力雄厚的国企或改制后的股份制公司，如中兴通讯、海尔、华为 等，在南亚、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四处出击，有些销售额甚至过亿美元。三是一些项目单位，如中建等企业的海外承包工 程，中石油、中石化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源、开拓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9月由中国政府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 亿美金，数额惊人。2007年末，中国投资公司购买5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可转换股权，取得9.9%的股权，成为该公司 第二大股东，此举让中投公司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2007年9月，胡锦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 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以开放促统一

　　在中国大陆迅速迈向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全球华人经济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其中港澳台同胞 又居功至伟。

　　从1994开始连续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引进海外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而海外华商则是其中的主力军 。目前华侨华人、港澳投资者在境内创办的各类企业，约占外资企业的70%，投资额约占外资总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 ，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每三美元中，就有两美元是由华商带来的。

　　有人说，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也都有庞大的海外侨民或移民人口，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印度，其中 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世界的华人都愿意回到祖国大陆做贡献。“血浓于水”，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两岸四地乃至全世界华人 之间的深厚感情。

　　1987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毕，邓小平重申“一国两制”的决心，指出港澳台将来回归后50年不变，50年后 “更没有变的必要”。就在这一年，台湾蒋经国政权解除长期戒严，逐渐允许和鼓励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投资、做生意，体 现出两岸之间的默契。

　　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分别顺利回归祖国。

　　2005年4月，国民党领导人连战飞过台湾海峡，跨过数十年的历史纠葛，开始了访问祖国大陆的“和平之旅”。 连战此次访问，开创了两岸沟通交流的新纪元，大大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随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陆续访 问大陆，两岸关系明显回暖。

　　两岸关系的变化是建立在过去二三十年开放交流基础上的，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两岸的开放和交流。台湾农产品能够 进入祖国大陆，就是连战访问大陆之后促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到2007年，两岸农产品贸易额达8亿美元，大幅增长40. 3%，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1亿美元，自台进口1.9亿美元，分别增长46.6%和23%。

　　经过30多年的艰难跋涉，中国社会从封闭落后走向了开放繁荣，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无疑，对外开放需要和外部世界交流，带进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当然也毫不奇怪。但是，真正有远见的领导人是不会因噎废食的 。

　　胡耀邦曾经特别强调未来要更加开放：“我们总有一天，也许二十一世纪下半世纪，要更多开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