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啸云

　　(上篇)中关村作证

　　中国时政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的开篇写道：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 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励，进 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 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是中国独有，世界也难能有二。

　　新革命从中关村开始

　　改革开放,让知识分子扔掉“臭老九”的帽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且，伴随着国门打开，知识分子先后融入到国 际科技竞争的大潮之中。

　　陈春先是改革开放时代最早走出国门的一位。受感召于美国硅谷的巨大效益，他于1980年10月25日，和十个 伙伴 “偷偷成立”了一家全新的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个后来被媒体誉为“中关村第一个民营 科技企业”的服务部，率先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从体制上解决了把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和让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先富起来的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力量。

　　在陈春先之后，陈庆振创办科海公司，王洪德创办京海公司，1983年的夏天还没过去，中关村就出现了11家新 企业。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公司，金燕静创办信通公司，很快地与早些时候出现的京海、科海遥相呼应，形成中关村 里远近闻名的“两海两通”，构建了全新的电子商业体系。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 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 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结果，这又催生了联想的诞生。

　　时任计算机所所长的曾茂朝听闻计算所的财政拨款将在1985年削减20%，而且五年之内全部取消，又惊又怒， 如果传言是真，那就意味着他的1500多员工的饭碗都成了问题。于是，当曾茂朝的手下柳传志率领11名科研人员准备创 办一家公司的时候，他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他自任董事长，但是把关键的权力全数交给公司——支配财产的权力、人事任 免的权力和经营决策的权力，他还把计算所的传达室开辟出来交给柳传志免费使用，又给20万元作为开办费，这些钱是过去 几年出租大型计算机获得的仅有的一点积蓄。联想就这样开张。

　　之前，1984年，IBM的兼容机已经开始从海关进入中关村，一台电脑叫价4万元也有人买，1984年和19 85年共成交11台，数字有限，却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电脑平民化大潮。

　　进入90年代，20多岁的杨元庆和冯军几乎同时怀着梦想来到中关村。冯军在中关村一个熟人的柜台后面开始了自 己的“推销”事业，经营包括机箱、键盘、内存条等电脑元配件。他自幼体会物力艰辛，深知挣钱不易，即使是五块钱的生意 ，也会全力以赴，“冯五块”的绰号迅速流传开来，而且“五块钱”的生意最终让他走向成功，如今他的华旗资讯名扬四海， “爱国者”广告更是天下皆知。

　　而杨元庆的辉煌开始于1994年。当年，柳传志把与电脑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部交给 杨元庆。杨元庆指挥联想以低价策略迅速走入普通家庭。杨元庆对属下说，为中国3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 买能力相适应。于是他将联想的新一代电脑定位为“经济型”电脑，所有配件都压缩到最低成本。第一款经济型电脑价格只要 16000元，第二款更是降至万元以下，数千万家庭的购买欲望被激发出来，联想的电脑销售量在这两年间疯狂增长了3倍 。到了1996年初，杨元庆继续利用相同的策略在奔腾系列上大做文章，决心让联想超过康柏、IBM和惠普成为“中国市 场第一”。后来，他真的做到了。

　　1996年,人们买走210万台电脑，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电脑还要多，其中增加最快的就是私人电脑。如媒 体所言:“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

　　关于互联网的经典记忆

　　1996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白颐路口竖起了一面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 1500米。”广告口气之大，一夜之间便令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在中关村地区扬名。那时候，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对大部 分人来说还是崭新的名词，而瀛海威已经开始提供上网服务。这块大广告牌是很多人对早期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经典记忆。

　　之前一年，1995年初，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丁健和田溯宁，带着他们创办的“亚信公司”和他们所说的“网站”、 “主页”、“IP地址”等概念走进中关村。他们得到了第一个订单——帮助中国电信建立“Chinanet”骨干网。当 时亚信从美国购买了成套的网络设备，用一条光纤把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并制定出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申请了以 “168”开头的第一批互联网地址。不过，最初的网络只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各自拥有16个拨号端口，能够同时使用网 络的用户不超过320个。

　　有了成功的起点，亚信的互联网事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开来，公司每天顾客盈门，排着队签订。中国早期的骨干网络 建设几乎都和亚信有关。1996年1月，“Chinanet”开通，这个被媒体称为“全国骨干网”的线路已经将各地的 主要城市都渐次覆盖，就连拉萨也都有了32个端口，北京的拨号端口已经扩张到120个，能够支持两千个用户同时上网。

　　这时，张树新遇到难题。由于技术准备和运营环境都不够充分，当瀛海威的用户超过3万时，投诉也接踵而至，开户 烦琐、线路阻塞、拨号效率低、价格昂贵等。更严重的还在于它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中国电信。当中国电信进入互联网 络接入市场，低廉的Internet访问价格使瀛海威身价暴跌，出现巨亏。张树新辞去总经理之职，也离开了她的互联网 之梦。

　　瀛海威不如意的试水，并未让有志者止步不前。

　　丁磊于1997年5月创办网易公司，用BBS和电子邮件在网络世界里迅速扩张，1998年2月丁磊依靠他的“ 网易”在广州开通中国大陆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免费网。

　　张朝阳则说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给他提供了22.5万美元的投资,到1998年2月25日，“ 搜狐”诞生，一个新的广告词流行起来：“出门靠地图，上网找搜狐”。到了1998年底，丁磊宣布他挣了500万元，而 张朝阳则说收入100万美元。跟丁磊和张朝阳一样，有着“中关村第一程序员”美名的王志东也决定要把公司带到互联网的 道路上去，1998年12月1日，他的公司和台湾华渊资讯网公司合作开发一个全新的网站，取名叫“新浪”。中国互联网 的第三网络门户也建立起来了。

　　1998年即将过去的时候，美国微软公司进入中关村，让所有人几乎都热血沸腾。它的第一批员工只有6个人，可 是至少有300人跑来祝贺这桩盛事，大都是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 系主任、27位研究员和7位所长，还有29名政府官员和1位外交官。微软入驻中关村的象征意义就在于，中国已经进入信 息时代，并迎来了实力强大的国际化竞争。

　　网络孕育新的创富英雄

　　2000年是中国的网络年。这年春天，中关村有149个新公司诞生，其中50家是网络公司，把此前全中国的网 络公司加在一起还没有这一个春天多。

　　中国开始真正有了信息经济，互联网在大城市中像洪水般漫延增长，新技术层出不穷，新鲜玩意儿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网站、光缆、路由器、无线网卡、智能手机、可视电话、小灵通、搜索引擎……中关村成了新时代的中转站，每天数以亿计 的新产品和新概念从这里传送出去，一如既往地上演着各种方式的财富神话。全中国都沉浸在网络文明的喜悦里。

　　2000年3月2日，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500万股，一天之内筹资1.5亿美元。此后，新浪、搜狐、网易 也纷纷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

　　李彦宏的百度“中文搜索引擎”也在此时问世。李彦宏依靠“竞价排名”，一举扭转被动局面。2003年、200 4年和2005年，百度公司利润以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到2005年成为全世界排名第四的网站，每天有超过9000万 人次进入百度，在它的10亿个网页里遨游。2005年8月5日，百度成功地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价疯狂上涨达353 .85％，7名亿万富翁、上百名千万富翁与无数百万富翁在一夜之间诞生。

　　马云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海博网络是在1995年成立的，产品叫做“中国黄页”，他们把中国企业的资料集中 起来快递到美国，由设计者做好网页向全世界发布，利润则来自向企业收取的费用。这是互联网上最早出现的以中国为主题的 商业信息网站。结果，1996年，马云的营业额不可思议地做到了700万。

　　1999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网站。用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他自信，“btob模式最终将改变全球几 千万商人的生意方式，从而改变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

　　2007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有记者问比尔·盖茨：“下一个比尔·盖茨是谁？”他回答：“亚洲的马云” 。

　　有人说，马云即使在睡梦中，“阿里巴巴”每天也有100万元的收入。

　　(下篇)互联网改变中国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书写历史的时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与民众进入一个面对面的时代。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这是中共建政以来， 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直接回答国内公众提问。胡锦涛与网友的交流采取完全平等的姿态，被网民称为“我们 的网友胡锦涛”。

　　在和网友交流的同时，胡锦涛还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讲话，称：“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 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 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而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这两件事情的结合，预示着 互联网对执政者的反应机制、行为模式的改变和社会变革的促进，将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网络舆论的光荣和梦想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2003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虽然网络舆论在2003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这 一年，中国的网民看到了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揭露了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 民的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并配发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报道和评论随即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中 引起强烈的关注。网民不仅在BBS上发出强烈的声音，而且还在当天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后更名 为“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的纪念网站。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 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 办法》，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出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 手段。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换取了一个有关底层百姓的政府法规的终止，而这个阶层的呼声被忽略得太久了。

　　以往，当人们需要社会关注的时候，首先是寻找政府或相关机构，其次是寻求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入2003年 之后，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的、快捷的渠道。

　　因为有了网络，湖南“黄静裸死案”引发的全国性讨论，催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 题的决定》的出台，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鉴定改革。

　　也是因为有了网络，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才“走出”河北，形成海内外关注的新闻事件，孙大午被释放，而民营企业 家的处境、农村金融的现状等等，都借此形成了公共话题，推进中国的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网络舆论在中国政治当中的作用也初步显现：2003年的非典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 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 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非典的信息控制所引发的问题，最终导致中央改革了突发 事件报道的管理办法，“所有的国际、国内的突发事件都应该及时、准确地给予报道，这就促进了新闻的进一步改革”。

　　2003年之后，网络舆论继续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看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 11月4日选编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后，次日便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据报道，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 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形式提供给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2007年、200 8年，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虎照门”到汶川大地震，从瓮安 群体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这一系列范围广泛、性质各异的事件，让人们充分领略了网络舆论的威力。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媒体 的生态系统。在2003年以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彼此隔绝，因为前者常常对后者表达的东西充耳不闻，但在此后，很多时 候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新媒体的相对透明，促使原有的新闻机构变得更可接近和更具互动性。在过去三 四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

　　博客的兴起

　　中国互联网协会2007年1月10日发布的《2007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到2006年底，我国博客作 者规模达到2080万，博客访问量达1.01亿。在博客作者中，活跃的博客作者为315万。

　　从个人表达的角度，中国的博客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愤青”博客。“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这里的“愤怒”，与个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 无关，而是指较为明显地流露出对某些社会制度和现象的强烈不满；这里的“青年”，更多的限于当代城市知识青年这样一个 特定群体。在中国，博客作者以亲历者或目击者的身份，参与重大事件报道的例子尚不多见，然而公民新闻已开始初露端倪。 例如，重庆“钉子户”与厦门PX事件中，均可以看到公民记者活跃的身影。博客更多从事的活动还是获得信息，以及在阅读 新闻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二类是“小资”博客。“小资”即小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 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 小资”的出现，表明中国人的都市生活越来越丰富，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

　　从中国目前活跃的博客群体来看，博客现象的兴起代表着平民的崛起。博客话语是市民主义的，话语权力由集中走向 泛化和分散。人民网的一位网友说：“信息化和民主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成果，就是平民取得了话语权，所有的‘特权话 语阶层’人士，都必须适应这个平民话语的时代。”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

　　2005年5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从北京发回一篇有关中国博客的文章，“Deathby aThousandBlogs”，其中称，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开始在中国扮演媒体监督的角色，它们必将对中国政治产 生巨大影响。显然，在西方，对中国的网络控制的关注，与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未来期盼密切相关。

　　纪思道的文章发表两个月之后，Bloomberg的记者马修·米勒发出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网络发展上 的一个悖论：印度拥有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媒介，但印度的网络市场却远远没有中国繁荣。印度在和中国人口差不多的情况下 ，上网用户不到中国网民的四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国政府在网络的基础设施上作了大量投资。马修指 出，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政府投入电信网络的资金达1380亿美元。

　　无论中外，人们不断追问一个问题：“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我认为，这种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 的民主转变，但它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 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共有媒体之中，公民更是 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 公众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 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调 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汶川大地震后网民的自发救灾，以及网民通过网络结交“驴友”、“玩伴”，都初步 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政府对网上抗议和签名采取了一种较为容忍的态度，既是因为尚不存在实际的 政治威胁，也由于几乎不可能消除网上集会。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思想 知识类网站，集结了大量自由交换意见和信息的知识分子。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显著的障碍因素。有学者把这些障碍归结为三点：网络控制很严厉 ；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中国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

　　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 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在中国，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加，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表现之一， 更多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公共领域中，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催化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