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我

　　做杨佳的辩护律师是个烫手的山芋，谁坐在这个位置上来都不会轻松，也注定了会是个挑战性极强的应对。翟建承认，这个潜台词背后，是谁接谁就会面临压力，受到干预。“言下之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翟建打了无数刑事官司，每天不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跟司法机关打来打去吗？我没有受到压力，也不怕任何压力！”

　　和翟建相比，一起为杨佳二审出庭辩护的北京大成律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则保持了惊人的低调。据翟建透露，吉剑青在法庭上发表的二审辩护词其实相当到位，比他的辩护词火药味还要浓得多。

　　吉向本刊记者承认，自己现在依然是杨佳在死刑复核阶段聘请的律师，但吉并不打算公开这份辩护词，他表示自己的职业习惯是不就承办的案件对媒体发表任何看法，“直白地说，免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

　　但在斯伟江看来，上海分所的律师一样归上海注册登记，这种低调，无外是想回避压力而已。

　　如果上海律协当初指派你去为杨佳辩护呢？面对这个问题，斯伟江说也许会接受，“我会比翟建勇敢，但肯定比不上李劲松和李和平刘晓原等北京的律师们。”

　　而他的朋友，同是上海律师的张培鸿则认为自己不会贸然答应。他选择了为杨佳案中因发帖“诽谤”而被捕的苏州青年郏啸寅案提供法律援助，是因为深感这个案子里有关部门的作为“欺人太甚，忍无可忍”。

　　“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每个律师都会有自己的原则、风格和考量。一些网络文章很有气势，我看了也很悲哀。这种党同伐异、吹毛求疵、气急败坏的态度，跟警方对待杨、郏的态度极其相似，换他们来办理这个案子，结果会是怎样？”张如是感叹。

　　李天天的计划是准备将计就计，先应承下来，争取到和杨佳见面机会时再反戈一击，要求杨千万不要同意委托她以及上海的律师，一定要委托北京的律师。

　　她称迫于压力，已将几个博客上的文章全部删除，又忍不住偷偷恢复了几篇。“为杨佳争取正义，我宁愿坐牢，我是说过这个话，但我也知道其实我买不起这个单，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也担心明年6月的律师注册。”

　　杨佳案的法律遗产

　　对比杨佳案本身，北京律师李和平更愿意检索杨佳案留下的法律遗产。他希望能开一个研讨会，讨论警察权力的边界、回避程序的细化、公民裁决团制度的建立等。

　　斯伟江则感叹在解决官民纠纷总是习惯于上访途径，“我们总喜欢用这种制度性的倾斜来帮助政府在法律的天平上强强联手(拆迁制度也是如此，环保制度也是)。这种不公平的法律制度，有时无疑会把事情激化，害的不光是老百姓，也是闸北警方那些无辜的民警。”

　　而在翟建看来，信息公开成为杨佳案最大的成果和教训，他表示自己平常并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但这次是例外。

　　李劲松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行为艺术当成“快乐普法”，他解释自己在观察杨佳案发生发展的过程，开始不过是一个个案，当他发现程序的普遍性违法时，意识到这个个案的公共性质，到最后，他决定全身心投入杨佳案，在“九•七会议”上，他甚至提出来，“我们不但要救杨佳，还要救法律和法治。”

　　刘晓原无暇总结这些理论问题，他要忙着和王静蓉一起去最高法院反映杨佳母亲在精神病院的紧急情况，稍有闲暇就要把最新进展和动态写进博客。这个在杨佳案中已经声名鹊起的“博客律师”，还是不得不通过上访程序去北京南站附近的高法信访站排队等待见法官。

　　杨福生现在一有时间就每天泡在网上。儿子出事后，这个年近六十的北京退休职工学会了用QQ，用耳麦远程聊天，甚至也在某门户网站悄悄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打字速度慢，他就尽量多转帖，转贴一切和杨佳案有关的帖子。

　　他最大的感受，是儿子这个案子让老百姓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也认识了很多律师朋友，懂得以法律为武器，来抵制贪官污吏。“我愿意发自肺腑的说一句感谢党中央，感谢这几年来的普法工作！还要继续普法继续斗争，只有这样，正义才能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