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山旭、特约撰稿邢雯北京报道

　　学了经济制度,学了技术,引进了先进设备,中国竟然还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管理方法。严崇涛觉得,中国的实事求是很有意味

　　这些天,吴伟很忙。作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项目办主任,他在一周内先后拜会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一个多月前,我们刚刚和汪洋书记见过面,这次是应邀而来。”吴伟指的是今年9月汪洋率400人的广东党政商代表团访问新加坡。这位省委书记特意去了南洋理工大学,并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访问广东。

　　吴伟与徐冠林去重庆,则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南洋理工大学2008年中国学员毕业典礼,共有233名学员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这已是南大第三次在中国举办毕业典礼,前两次是在秦皇岛和大连。

　　薄熙来特意与南大教授们谈起了重庆干部培训问题,目前这所新加坡大学已经为重庆培训过160名各级干部。

　　“今年在南大两个硕士课程学习的干部有129人,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吴伟说,目前已有640多名中国官员在南大获得硕士学位,其中超过20%是厅级及以上级别,“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进入省部级行列”。其余则多是处级后备干部。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项目事实上包括三个部分:获得学位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公共管理学硕士课程,另一个是短期干部培训项目。他们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

　　吴伟说,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的钟爱缘自邓小平对新加坡模式的赞赏。不过,现在不仅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新加坡也派出官员到中国学习。

　　实用主义时代

　　新加坡政府原常任秘书严崇涛总会想起1976年随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我们去了广州、上海和北京。在我印象里,每个地方的天空都很灰暗,人们的衣服也都是蓝、黑、灰。”

　　严崇涛告诉本刊记者,新加坡代表团也参观了当时全中国的榜样大寨——一个极度缺乏水资源的地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加坡客人喝咖啡的时候,还需要用粮票才能从小商店买到砂糖。

　　严崇涛说,邓小平1978年在新加坡的访问,无时无刻不奉行着“实事求是”的理念。“尽管新加坡被划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但邓小平一定注意到了,教条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

　　严崇涛曾在新加坡多个政府部门任职。他说,新加坡在经济方面一直奉行“战略上的实用主义”,“因为新加坡人也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有着最实际的需求——房子、汽车、子女教育、养老……”当然,这也是中国人的需求。

　　严崇涛认为,当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时,他实际上是在呼吁人民解放思想。“这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胆的挑战。”

　　作为大胆挑战的结果之一,从80年代起,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干部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到新加坡接受有关社会管理的培训,并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在本土之外最为重要的干部培训地。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吴伟说,中国最早向新加坡派出干部接受培训的是80年代的河北省。到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发动新一轮改革 ,前来受训的中国官员真正多了起来。

　　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开始开办短期中文培训课程,对中国干部进行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培训 ,“开始是两星期到两三个月的短期培训,逐渐增加到今天的规模。”

　　1996年,新加坡和中国制订了中国高级官员到新加坡考察访问的计划。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中高层干部的重要培训基地,是在2001年。中新双方达成协议,由中组部有计划地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派出厅局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

　　中新干部培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两国教育部互派学员。再加上各省自己派往新加坡的干部,形成了今天中国干部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主体。

　　所有这些学员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每年由中组部直接选派的十几名中国高级官员,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就是所谓的“市长班”。

　　“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人来南大学习过。”吴伟说,目前中国政府海外培训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洋理工大学,一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2002年1月,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组建了 “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这个后来被外界称为“哈佛计划”的培训班,在5年中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们的培训为期三个月。

　　据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处2007年的数据,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目前已经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