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天 上海报道

　　中国加入WTO后，涉外婚姻登记的收费标准也与世界接轨，每对仅收人民币9元。而此前为20元

　　赵秀英笑言自己是上海乃至全国涉外婚姻工作的“老资格”。当过兵，又是党员，“根红苗正”的赵秀英，在197 9年便被分到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涉外婚姻工作，干了22年。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涉外婚姻可谓凤毛麟角，“文革”期间更是几近绝迹。

　　1977年，“文革”后第一例涉外婚姻在上海出现。留学复旦的法国姑娘奥迪尔与中国学生田力在田径场上相识相 恋，可到谈婚论嫁时却遭遇困难：向中国民政部门提出申请遭到拒绝，后来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终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 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先例的”。

　　“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77年国庆节期间 ，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代表团时的这段讲话，给中国的涉外婚姻进一步“松了绑”。

　　“上海是中国涉外婚姻最繁荣的地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本刊记者在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提供的1978~2008年涉外婚姻统计数据中看到：1978年，上海涉外 婚姻登记数为148对，此后逐年上升，到1994年以后，基本维持在每年3000对左右的水平。

　　登记，从一个月到一小时

　　在赵秀英的记忆中，早期的涉外婚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工作任务却很重。“主要是政审非常严格。”

　　公安局和外事办是她当年最常跑的两个地方。“申请结婚双方的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这两个部门审核把关。而此前，这 些材料在民政局已经过层层审批。”赵秀英说，“一般申请人往往要三个星期到一个月才能领到结婚证”。

　　赵秀英每次从申请双方手中接过的材料都是厚厚一叠。“中方这边要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的婚 姻状况证明，涉外一方除提供护照外，还需要其所在国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及职业证明，所有这些证明都需通过中国大使馆的 认证。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文件就是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如果有外国人被检出有严重传染病，会被立刻遣返回国。上海 也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婚前体检的城市。”

　　材料审查在赵秀英手上就非常严格。“所有材料都有固定格式，手写的绝对不行，单位证明则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保卫科、人事科等都不管用。对于中方申请人，我们往往还要找到其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的居委会、街道了解本人的情况。”

　　让赵秀英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个长宁区的女青年，申请与一个比利时人结婚。而她 所在的居委会却反映她作风不正。于是，申请被拖了一个多月，批还是不批，局里讨论了很久。后来，经过深入了解，这个女 青年并没有太大问题，他们做了些工作，才让这一对领到了结婚证。

　　1983年，中国第一部涉外婚姻的专门法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颁布，随后又陆 续颁布了华侨与国内公民、港澳台同胞与内地公民之间的婚姻管理等有关规定，取消了涉外婚姻的外办政审。

　　“李爽事件”也让涉外婚姻的限制进一步放宽。1979年，22岁的中国画家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 外交官白天详相恋并同居。这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的女孩，被扣上了“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及“有损国家尊严”的帽子 ，被判2年劳教，其法国情人则被驱逐出中国。此事震动了法国政界和媒体，在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特地向当时的中国 领导人请求释放李爽。邓小平亲自批示，1983年底，李爽终于同爱人在巴黎团聚。此事件后，涉外婚姻申请也取消了公安 机关的审查程序。

　　2001年，赵秀英转去其他部门工作。而不久后，上海的涉外婚姻登记也集中至位于漕宝路光大会展中心三楼的上 海市婚姻(收养)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的登记手续很简单，无须单位出具证明，体检也变成自愿的，而且当场就 可以颁发结婚证书，全过程仅需一个小时左右。

　　“中国加入WTO后，涉外婚姻登记的收费标准也与世界接轨，每对仅收人民币9元。而此前为20元。”上海市民 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介绍说。

　　相差25岁属正常

　　1979年底，一位18岁的上海女孩与一位50多岁的美国男士站在了赵秀英面前。这一对年龄差距悬殊的登记者 ，让赵秀英印象深刻。后来了解到，女孩是通过海外关系介绍与男方相识，而且本人及父母都没什么异议。“我们讨论了很久 ，还是给他们特批了。”

　　赵秀英在工作中很快发现，进入80年代，这种老少组合越来越常见。“我们内部后来总结出一句话---‘男女相 差25岁都属正常。’”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上海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快，一些人急于出国寻梦，而与外国人结婚是当时出国 最便捷的途径。”周吉祥对《望东方周刊》分析说。

　　80年代末，曾有一位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与一位6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前来进行婚姻登记。“我和她结婚就是为 了出国！”小伙子的坦白让赵秀英吃惊。

　　丁金宏教授和他的课题组得出结论：在外嫁婚姻中，外方男性的年龄峰段相当宽阔，从25岁到54岁都有较大数量 ；而与之婚配的上海女性则婚龄峰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20~39岁，峰值出现在25~29岁。“这说明，在涉外 婚姻中外方人员有较大的身份优势，可以吸引年轻的中方配偶，婚姻呈现不对等的状况。”

　　在进行涉外婚姻登记时，除审查资料外，赵秀英照例还会询问双方的认识经过、感情基础、对对方本人及家庭的了解 情况等。而在一份双方都要填写的《婚姻登记申请表》中，也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双方各自填写详细的认识经过。“这其 中往往就能发现问题，比如有些人讲认识经过互相矛盾，或者含糊不清。再比如看有些外国人的护照，第一次来中国，没几个 月就来申请结婚，而女方连英语也不怎么会说。”

　　遇到这种情况，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赵秀英会找他们谈谈，或者在办理过程中故意拖延一段时间。“往往有些 人后来就不来领证了，每年都会有几十份无人认领的结婚证书。”

　　根据丁金宏的统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涉外婚姻的婚配模式都以上海女性外嫁为主，2002年就占到了 88.9%。

　　8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相亲团就曾瞄准了温柔能干的上海女人。此后，在上海地区的涉外婚姻中，中日婚姻占了很 大比重。“日方大多为居住在较偏远地区的大龄男士或离异男士，他们找的上海女子年龄也相对较大，有些是二次婚姻。”赵 秀英说。

　　丁金宏分析了2002年上海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的来源地，发现日本人占到外方人员总量的39.6%。

　　“老少配的现象在90年代后期有了改变。来我们这登记的新华侨多了，在国内工作的外国人也多了。前来登记的双 方学历都比较高，年龄差距也比以前小了很多。”赵秀英说。

　　不再劝说了

　　改革开放之初，涉外婚姻在大众眼中还是件比较隐秘的事。赵秀英至今还记得，80年代中期，日本《朝日新闻》登 载了上海涉外婚姻的一组详细数据，让民政局感到紧张。

　　“那时，大家对涉外婚姻多少还抱有些偏见，认为好女孩一般不会找外国人，甚至还有人把涉外婚姻看作是对祖国的 背叛。”赵秀英坦言。

　　有段时间，赵秀英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前来登记的中方人员进行劝说。

　　“中方当事人的单位往往是第一个做工作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与外国人结婚)就要多次找谈话。”赵秀英无数次 接过当事人单位打来的问讯电话。

　　婚姻登记部门的劝说工作也做得很扎实，他们有时还会把当事人的父母叫来征求意见。也会采取一些拖延战术，如指 出申请材料中的一些错误，让他们回去修改，给他们重新考虑的时间。

　　赵秀英也记不清从何时起，曾经颇费口舌的劝说，逐渐简化成了简单的询问。

　　90年代，上海的涉外婚姻进入高峰发展时期，前来赵秀英处登记的不乏各路名人，包括一些演艺明星。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对1978年到2008年全市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对数做了统计，从9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个数字再也没有大幅度的涨跌。“这说明人们对于涉外婚姻的态度渐趋理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涉外婚姻中的金钱 、国籍等非情感因素逐渐淡化，双方的年龄、学历等各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婚姻的感情基础也因此更加牢固。”丁金宏教授 分析说。

　　事实上，涉外婚姻中，以往那种“结婚后就出国”的模式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涉外婚姻当事人选择了在中国工 作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