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11月的新加坡,即使在夜晚仍然暖风四溢。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也在升温。两人就像一对相识多年的老友,在饭后一起商量解决邓小平“家里”的问题。

　　这是1978年。中国在这一年决定推开国门,启动变革。

　　邓小平问,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李光耀说,教育。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李光耀给邓小平出主意,解决问题就要派最得力的人去抓,就像他派吴庆瑞去抓教育、抓住房。

　　邓小平听得很认真。1920年,16岁的他曾途经新加坡去法国留学,58年后,这个小小岛国的崛起,显然让这位谋划着中国重整山河的领导人深感震动。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草坪上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白天会谈中的观点:中国将实施新的侨务政策。这也是他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他告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说真话,是真诚的,不说假话。”

　　一个月前的日本之行,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这也许使他更急迫地想了解造就了“新加坡奇迹”的原因。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在这一年中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

　　新加坡是邓小平这一年正式出访的最后一站,短短两天的行程令他念念不忘。直到1992年,他南巡时还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经验:“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让邻国放心

　　李光耀说,他从未遇见过像邓小平这样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

　　1978年的邓小平相当繁忙。从年初的科学大会开始,随后又是连续视察和出访。但施燕华说,他仍然精力旺盛。

　　这也是李光耀见到邓小平时的印象: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 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

　　在到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在1978年初,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艰困,“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

　　“文革”期间,“造反派”曾在中尼边界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中方人员也曾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语录及像章。结果缅甸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尼泊尔则要求中国撤走部分人员。

　　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李光耀说,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1978年的出访表明了新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侨务政策: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应该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施燕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这次出访中,邓小平还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了支持。

　　在此前大约十年间,来自周边各国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不断来到中国,许多人提出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却往往难以如愿。

　　而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频繁拜访这些国家。从1976年年中到1977年年中,由中央领导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公开出访13次。随后的一年间增加到30次。1978年年中到1979年年中则达到3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