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北京涂鸦圈里，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涂鸦团队十多个，分别来自高校、上班族和艺术团体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敏 北京报道

　　13年前的北京街头，“大人头”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单线勾勒出的大脑门、厚嘴唇的形象，出现在街角、拆迁中的墙壁上、立交桥下。它的作者张大力，由此被称作“中国涂鸦第一人”。

　　“大人头”

　　张大力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圆明园画家村“漂”着。他过得很窘迫，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1989年，张大力跟随女友移民到意大利博洛尼亚，那是一个安静而充满艺术气息的小城。

　　刚到意大利时，张大力靠帮人买票和带人参观来赚钱贴补家用，客户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后来，他画水墨画，并帮人做广告设计，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但张大力觉得，如果继续这种艺术创作的话，他将离生活越来越远。

　　1992年的一天，当张大力看到博洛尼亚街头那些狂放的涂鸦作品时，他觉得，这正是自己需要的表现方式。那时，博洛尼亚街头有专门的涂鸦区域，一些身份卑微的艺术家在这里宣泄自己的诉求。

　　上世纪60年代，涂鸦起源于纽约布鲁克林区，最初是黑帮划定势力范围的符号。但随着艺术家的介入，涂鸦开始具备了各种夸张的艺术形态，并成为个人表达的工具。西方国家大都对涂鸦采用划定区域进行管理的方式，但仍有一些涂鸦者坚持“地下作业”。

　　在来意大利之前，大学时，张大力就从外文画册上看到过涂鸦艺术。当时，这种画册还是稀罕物，只有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才有机会接触。但纸上的涂鸦没有带给他任何触动，直到在意大利时他才明白，现场的涂鸦才能让人震撼。

　　工具也是一种制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涂鸦工具最早来自于汽车行的喷灌，而直到90年代中期，汽车工业才在中国兴起。

　　张大力开始在博洛尼亚的墙上涂自己的头像，表明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存在。慢慢地，他的头像“进化”成后来的“大人头”，“大人头”不再代表他自己，却成为记录一个城市变迁的标识。

　　1995年，张大力携妻女回到北京。中国发生的变化让他急切想要加入。那时，他除了接一些零活，其余时间就用来画“大人头”，生活并不宽裕。直到1999年，他才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收入。

　　90年代中期北京的墙壁很“干净”，没有标语也没有广告。当“大人头”出现在胡同、厕所和立交桥上时，一些市民惊诧而愤怒---必须“查出真凶”。

　　张大力觉得很刺激，涂得更加起劲。他的技法十分成熟，把喷灌藏在袖子里，“挥一挥衣袖”的工夫，一件作品就完成了。那时，北京的“涂鸦圈”还很初级，几乎是张大力“一枝独秀”。

　　在城市化进程中最“热火朝天”的1998年，北京到处都在拆迁，很多胡同与四合院一夜之间就变成断壁残垣。张大力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在拆迁现场留下无数“大人头”。后来，他又叫人把中间挖空，透过挖空的部分，可以看到正在崛起的高楼大厦。“大人头”微微张开嘴唇，像在诉说着什么。在把这些照片集成册子后，为这个作品取名“对话”。

　　2000年后，北京的拆迁大大减少，“大人头”也不再频繁地出现在北京街头。这一年，张大力转向雕塑，他觉得涂鸦已经无法承载自己要表达的内容。

　　2007年，张大力正式收手不干，“大人头”终于随着旧城的远去成为历史。

　　如今，张大力拥有三个工作室，和国内外的很多画廊有合作，通过发行画册、举办展览来推介自己的作品，并获得收入。

　　张大力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涂鸦艺术家。他觉得，涂鸦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艺术。

　　“红色涂鸦”

　　1988年，王东晟在呼铁一中上高二。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这一年，叛逆的王东晟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当众顶撞校长。在被罚不能上课时，他用偷来的粉笔在男厕所的后墙上给校长画了一个大大的画像---一张丑陋而狰狞的面孔。

　　这是王东晟的第一个涂鸦作品，如果这算涂鸦的话。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喷灌，人们在墙壁上作业时，只能使用粉笔，或是用曾经书写过无数标语的刷子和油漆。

　　王东晟第一次接触到的涂鸦，是高中时看美国电影《霹雳舞》。电影中的涂鸦背景，让他觉得十分震撼。

　　一年后，王东晟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

　　大学四年中，王东晟收敛了锐气，成为一名上进的学生。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是学生会干部。在国家分配的年代，他很希望能留京。

　　1993年，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在中国蔓延。王东晟发现，周围的人渐渐变得现实。于是，他开始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外面接活，终因旷课过多被学校劝退。

　　退学后，王东晟住在五道口的一间地下室内，没有工作，经常靠家里补贴。这时，房间里的墙壁成为他宣泄情绪的场所。这些“室内涂鸦”主要表现生存问题，“食物”和“伸向食物的手”成为最多的元素。

　　第二年，王东晟进入一家动画公司，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动漫生涯。随后他进军广告业，也给电影做美术设计后，生活颇为宽裕。他甚至在亚运村拥有了一套房子。

　　从2000年开始，闲不住的王东晟再次想到涂鸦。他和朋友们在石景山区的厂房、798艺术区等地做了一些以弘扬国运、宣扬和平为主题的涂鸦，他称之为“红色涂鸦”。但性质已开始转向商业，他认为，涂鸦的商业前景极为广阔。

　　2005年，在参与完成奥运吉祥物“福娃”的设计后，王东晟尝试在当年的“M-zone人” 街舞大赛和“超级女声”比赛中推广涂鸦艺术，但都没有成功，这让他颇为遗憾。

　　同时，他也深刻感到一个艺术家的渺小和无力。房地产商和投资商更接受出现在T恤、茶杯和商业标识上的涂鸦。

　　他开始慢慢变得平和。在798艺术区等地，他的涂鸦作品主题已经转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之初、性本善”和“南无阿弥陀佛”。

　　去年，王东晟开始做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涂鸦作品，“战场”也转移到北京周边的村庄。相比于墙上的广告，村委会更喜欢主题向上又带有艺术美感的涂鸦。

　　200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邀请当年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校友王东晟担任客座教授。他欣然接受，并认为这表明了社会的宽容与进步。

　　“北京喷子”

　　当张大力初次在墙上涂“大人头”时，林杰才十岁。这一年，他随父母从浙江温岭搬到江苏南京。

　　2000年，林杰考上一所艺术高中，他也开始跳街舞。

　　高二时，林杰在国外的街舞视频中看到漂亮的涂鸦背景，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便尝试着去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南京还没有做涂鸦的人，他多是一个人出去涂。在一些胡同里，人们很好奇地围观，以为他在作画。

　　2006年，大学毕业的林杰来到北京，但并不顺利。当“弹尽粮绝”的林杰准备返回杭州时，遇到了王墨和李球。

　　他们俩都是北京人，高中毕业后就在胡同、仓库的墙上涂鸦，他们还同属一个滑板团体。与林杰一样，他们对涂鸦非常痴迷，共同的爱好使林杰觉得很有归属感，他决定留下来。

　　随后，他们成立了涂鸦团队“北京喷子”，还吸纳了一个法国人加入。此时的北京涂鸦圈里，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涂鸦团队十多个，分别来自高校、上班族和艺术团体。但林杰依然觉得这是圈子太小，他说，北京所有搞涂鸦的人不到100个。

　　经过数次变动，林杰终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让他感到痛苦，这会消磨他的灵感。以前的朋友渐渐放弃涂鸦，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有朋友曾告诉他，如今对涂鸦的处理等同于贴小广告，要拘留15天。因此，他们很小心。

　　林杰经常会涂一个叫“小R”的小人，那是他的个人标识。“小R”背着手，仰着头，代表憧憬和希望。

　　他也经常画一株怒放的花，花瓣上有时带着刺，代表他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维护。

　　每次涂鸦后，林杰都会拍照，或者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录下来，传到个人网页上。

　　有时，林杰和朋友们涂鸦时会被人驱赶。但他觉得这很刺激，这就是涂鸦的一部分。

　　尽管不赞同涂鸦商业化，需要生存的林杰他偶尔也会通过涂鸦赚点外快。去年春节期间，他给央视五套的《篮球公园》节目做了背景涂鸦。巧的是，在上世纪的美国，涂鸦正是在街头篮球的温床上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