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泰安师范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师范生、未来的人民教师，开始了吃“大锅饭”的集体生活。

　　那时，考上了师范，就等于吃上了“国库粮”，实现了“农转非”，每月可享受12元钱的生活费和33斤粮票。上师范的三年中，我们都是吃“大锅饭”。所谓“大锅饭”，就是每个人的生活费和粮票，都是由国家划拨，学校统购统销，学生们的生活自然也就全校一个样。

　　记得那时我们每个班40个人，分成6个学习生活小组，每天一个值日小组，星期日则由6个小组轮流值班。一天三顿饭，都是由值日生到伙房打菜、打饭、打开水，然后逐个分发到每个同学。全校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饭菜。早晨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两根咸菜条；中午和晚上，每人两个馒头、一份菜。因为每人的33斤粮票中只有21斤是细粮，所以每个月还要吃一两次米饭、六七次玉米或地瓜面窝头。1982年下半年，由于全国小麦欠收，我们的细粮减少到10斤，这样一来，基本上是一天三顿饭，有两顿是窝头。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来说，每人每天一斤一两粮食，不饥也不饱。大多数男生不够吃的，就从家里带点煎饼什么的充饥，女同学有的吃不了，就主动让给男同学。说起来，吃菜也挺有意思的，年复一年，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豆腐、土豆、冬瓜和粉皮。全校一锅菜，分盛在一个个大盆里，值日生抬回班里后再分盛到六个小菜盆里，每个小组的值日生再分盛到每个人的菜碗里。就这样，不是值日生的，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候值日生将饭、菜、水送到你的课桌(饭桌)上。尽管生活单一，但步调一致的集体生活，现在想起来，还别有一番滋味。

　　学校生活虽然单调，但比起上初中时的一周一包煎饼、一瓶咸菜的生活已经是天壤之别，我们都很满足，也很珍惜。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比较起来，学校生活已经是很好的了。记得是1982年初冬，姐姐和姐夫从莱芜老家骑自行车赶来看我，顺便登登泰山。他们到泰安时，学校已经开过晚饭，我就陪着他们出去吃饭，拿着粮票找遍了岱北路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吃饭的餐馆，最后在青年路中段终于找到了一家小餐馆，姐姐、姐夫每人要了一小碗清汤面，这才略解饥饿之苦。

　　那时交通极不便利。就拿我们放假回家来说，每天来回的长途过路客车就一趟。当时，我们在泰师上学的莱芜寨里的老乡有五十多个，所以每当节假日放假或周末回家，坐车都不敢约同学老乡，都是自己静悄悄地赶早从学校步行到老汽车站乘车，有时上了车，两三个小时在车上挤得脚都不着地。有时干脆就坐不上车，也回不了家，只好再步行回到学校，第二天另作打算。

　　记得1984年2月，父亲的生日正好赶在星期日，在家吃完中午饭去赶长途车时，已经错过。为了不耽误学习，我只好从老家骑大金鹿自行车回学校，九十多里路程，用了不到一小时，当骑到城东省庄时，我想下来走走，可是一下自行车我就跪在了地上，走不动了。没办法，只好扶着自行车再爬上去，继续做着同一个机械动作，一直骑回学校。那一次长途骑车之旅，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上学时住的是平房大集体宿舍，一个宿舍住20多个人，四五个宿舍合用一个自来水龙头，所以每逢早晚洗刷的时间都要排长龙。后来，为了减少排队时间，我们大都是在洗刷完后，顺便接下下次洗刷用水，这样一来，我们宿舍的床底下，始终都有两盆水，再加上人多地方小，有的人在门前窗下洗刷，有的人在宿舍里洗刷，这样一来，我们的宿舍就变成了一年四季不见干的潮湿地带……

　　亲历改革开放30年，沧桑巨变。当年校园里的“大锅饭”早已变成了“小炒”自由餐，山珍海味也不再稀罕。昔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奢望，现在看来已经是“老土”了。真可谓：弹指一挥三十年，人间旧貌换新颜；小康路上铸和谐，改革开放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