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出租车罢运前传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9日10:14 中国新闻周刊

　　一名“的哥”的理性维权路

　　46岁的杨孝明是重庆出租车业里少有的能写能张罗的人。2001年底，他把一份自己起草的、有231人的签名《关于主城区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倡议书》寄给了诸多政府部门。此后，他试图组建出租车驾驶员行业工会、“人民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但屡屡碰壁，的哥被公司盘剥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直到2008年11月，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采用了杨孝明不太喜欢的“罢运”

　　★ 本刊记者 / 杨龙 (发自重庆)

　　重庆——几乎看不到自行车的山城，除公交之外，的士是公众最重要的代步工具。共有7000多辆合法出租车，穿行在这个拥有700余万人口直辖市中。

　　2008年11月3日的出租车全城罢运，让人们——尤其是官方，开始关注这个行业的问题。此前，几名孤独的斗士曾执着地用多种“温和”的方式突围，却屡屡碰壁。

　　罢运：七年前的翻版

　　这样的全城罢运，对于重庆出租车行业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时间追溯到2001年6月11日，的哥的姐们也曾在那一天集体“休息”。

　　7年前请愿的起因是，传闻重庆市要在3年内将中巴退出主城区的运输市场，3000辆中巴全部换成“羚羊”出租车。但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车主，都认为当时的出租车运力已经过剩。

　　罢工的前一个星期，传单已在出租司机的圈子里疯传。到了约定的那天，满街跑的“黄壳车”果然不见了。一部分司机们来到重庆市运管局门前的广场，拉起条幅请愿；另外一些司机则在路上拦截、打砸没有停运的出租车，不让他们开工——这和7年后的方式如出一辙。

　　当时参与罢运的司机回忆，2001年的罢运主要由个体车主们发起，车主们推选了了11名代表，要求与运管局对话。

　　请愿的队伍里，有一个名叫杨孝明的司机。他和另外几名司机挤到了前面，在楼梯口请求保安让自己进入谈话会场。司机们替他说话：“刚才进去的都是车老板，我们驾驶员也推选了代表，要求参与谈话。”

　　谈话后，运管局否认了有更换羚羊车的决定，说是谣传。司机们也得到了更多实惠，比如在路边增设了停车栏、增加了换座套点。

　　挤进去参与谈话的杨孝明后来成了明星的哥，此后7年，他不断地为改变司机的命运而四处奔走。

　　组建工会受挫

　　2001年参与请愿前，杨孝明做出租司机刚好一年。之前，他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在其他司机眼中，不安分、喜欢“跳”的杨孝明颇有想法，他会针对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给政府部门写信。而在这个行业里，有文化，能洋洋洒洒写下千言的司机几乎凤毛麟角。官方统计，中国大约70%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农民工出身。

　　每天出车，他都要随身带着这封信，吃饭的时候、加气的时候拿出来让其他司机看完签名。“大约有1/3的人会支持我的行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杨孝明说。

　　2001年底，一份有231人的签名《关于主城区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倡议书》被寄往市委书记、市长、交通委等多个相关部门以及市内各个媒体。信中建议取缔出租车公司的中间盘剥环节。

　　这封信同此前寄往各部门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但杨孝明依然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一封又一封寄出去。他的执着，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同行的支持。

　　在渝中区开车的司机们，总喜欢聚在临华村的三妹面庄。这个24小时营业的饭馆的侧面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贴满了招驾驶员、卖车的小广告。2005年，杨孝明在这里贴了第一份倡议书，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倡议维权。

　　小黑板成了他的宣传栏。它让杨孝明认识了老魏、老陈等8名司机。这两位中年男人也有很多想法，2005年的8月，他们找到了当时的重庆市总工会群工部，提出组建出租汽车行业工会。

　　由杨孝明执笔，他们以重庆出租车驾驶员行业工会筹备组的名义给重庆市总工会写了申请书。两三次座谈会之后，总工会给出的答复是：应当以企业为基础组建工会，工会的费用也成问题——《工会法》规定，企业应交1%的费会。

　　几个人默默退了回来，没有找公司要钱。“他们是要吃我们的，怎么会给钱让我们成立工会？”杨孝明说。

　　组建工会的事情就这样失败了。但更多司机加入了杨孝明的行列，不断写信，不断呼吁；不断失望，又不断希望。

　　“人民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8个人采纳了杨孝明的建议，打算筹建自己的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让的哥的姐成为股东，再自主组建工会。

　　他们认为，出租车司机困境的根源在于当下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他们的理想，是要改变当下出租行业的生态链。利益分配、公司盘剥、经营者牟取暴利、拒绝劳动关系、拒办社会保障……这之前他们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因为公司的成立迎刃而解。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2005年12月，他们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拿到了名称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人民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该核准通知书，他们可以合法地进行筹建活动。

　　按照筹备组的解释，“人民”这个词一定要用——这是“的哥”自己的公司，不受现有公司的盘剥。

　　“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募集的方式，最终成为拥有199名股东，车辆2199台，注册资金5000万的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公司。”杨孝明说。

　　杨孝明学会了上网，在各个驾驶员论坛上发帖，求教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公司，他们甚至同几名热心市民建立了重庆出租汽车论坛。会上网的重庆司机不断慕名而来，并留下电话，申请加入筹备中的公司。

　　宣传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几名发起人带着打印好的公司筹备计划，在每个休息的间隙，向同行们兜售自己的理想。

　　这个新颖的提法得到了很多司机的支持，陆续有41名司机加入他们的公司发起人队伍。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了“人民公司发起人协会”。这41人中，多数都是国企的下岗职工，仅有几名农村司机支持。

　　但发起人真正的聚会只有两次，一次是分组，要按照区域来选组长；另一次是要起诉运管局。每次活动人都来不齐——总有1/3在开车，1/3睡觉，还有人要从30公里以外开车赶过来。一旦耽误了出车，就得自己给公司掏“板板钱”，如果耽误一个班(8小时)，自己就得掏超过200元的份子钱。这笔钱，出租车司机起码要4天才能挣回。

　　“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筹备组的成员这样解释，“农村的哥并没有城市的哥这样关注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他们有自己的田地，能开一年就是一年，总比在外面打工强，不开了还可以回家种田。城市的司机，却全靠这个来生存。”

　　更多的人对公司的成立保持怀疑，认为是这帮人瞎折腾。

　　乌托邦的梦想

　　尽管队伍在不断壮大，公司的筹备依然阻力重重——他们无法提供工商注册所需的政府部门行政许可的批准。

　　2006年3月，他们向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提出许可证申请，申请发放2199辆车的经营权,及许可开业。市运管局在3月15日答复,要求他们提供“出租车指标证明”、经营权证明等内容。

　　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购买现在营运的出租车汽车指标。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将城市的出租车业务授予少数公司经营，这些公司再向司机出售营运资格。一般，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25年收5万元。而出租车公司依靠垄断稀缺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资源，向出租车司机收取的承包费，5年就高达30万元，这还不包括管理费。在重庆，一辆拥有25年经营权的指标曾被炒到70万元的高价。

　　由于无法补交“出租车指标证明”，重庆市运管局认为不具备该局受理条件，也没有下达是否许可的行政裁定。

　　在与运管局长达一年多的交涉中，协会并没有停止过四处呼吁奔走。他们自费打印了若干份材料，写信给管理部门、求助国内专家，并发给周围的司机不断扩大影响。

　　2007年5月，公司筹备组几位股东代表对重庆市运管局提起了行政诉讼。诉讼请求称，市运管局行政不作为,并设置《行政许可法》之外的重重障碍。数十名出租车司机自发地去旁听。

　　然而，诉讼还是以失败告终。

　　以改革之名挑战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者的杨孝明，也由此失去了的哥的饭碗。自2007年1月以后，公司再也没有给他排班。他开始入不敷出，跟着妹妹、妹夫一家过活，

　　他不敢告诉外界发起人的名单，这些人还在现有的公司里打工，发起人协会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否则，公司可能会给大家穿小鞋”。

　　2008年上半年开始，发起人协会的活动，也如同当年的工会申请，进入停滞状态。

　　看不到希望，发起人协会的副会长和一个司机宣布要退出。尽管成立公司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作为会长的杨孝明却异常认真，他把协会当成一个严肃而又神圣的事业来进行。尽管两人已经从来不参加协会的活动，杨依然坚称，发起人还是41名。而且“如果要退出，必须向协会提交写出书面申请，口头上的退出不能算数”！

　　转机发生在罢运之后

　　杨孝明们的努力并没有让司机的状况发生改观。2008年10月，各公司向出租车司机们传达消息，称《交通行政执法新规》将要出台，违章、拒载等现象将被重罚。

　　出租车司机们经常吃饭、休息聚会的地方、座套换置点开始出现号召罢运的传单。七年前的矛盾，又在此刻重演一遍。

　　“发起人协会”一度被外界怀疑为事件的始作俑者，被司机们广泛传读的罢工传单，也被认为出自杨孝明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