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组委工作人员“再就业”

　　中国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在政府与市场间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从亚组委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来源和去向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 文/刘洋硕 万佳欢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周华“有点失落也有点兴奋”。兴奋是因为为之奋斗了5年的目标终于实现；失落是因为奥运会开幕意味着她将面对再就业问题。

　　进入奥组委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正在寻找工作机会的于小天赶上奥组委新一轮社会招聘，“既是跳板也是机遇”。2007年，于小天参加招聘考试，正式成为奥组委工作人员。4月，由奥组委总部下派到老山自行车馆担任业务口经理。

　　在奥组委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中，3000余人为选调人员，1000余人为奥组委聘用人员。周华与于小天这样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以往的大型赛事组委会中没有过这样的划分：亚运会、大运会的组委会并未进行过类似的公开招聘。

　　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现已72岁高龄的魏纪中老人，当年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亚运会时基本上没有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计划体制在当年的筹办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例如有关住宿的事务被分给北京市第一商业服务局；有关餐饮的事物则被分给北京市第二商业服务局。再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对两者进行统筹管理。“那时是统一领导的。”魏纪中说。

　　2000年大运会，这种体制被更加市场化的模式所取代：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而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现任职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何珍文，曾以北京体育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被借调到亚组委新闻宣布部下设的拳击馆分新闻中心，担任中心主任。“工资由学校发，奥组委象征性地给一些补贴。”拳击馆分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部由各个单位抽调。

　　此后，每逢有大型赛会，何珍文都会被借调到大赛组委会。如今奥组委除了借调人员，社会招聘的也占了很大比例。“奥组委在北京体育大学奥组委的项目部有16个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社会人员应聘来的。”对于这一变化，何珍文认为：“一个原因是奥运会组委会太大：选调也选不过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机制变了，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有了市场；社会上有这样的人，有了来源；用人也不局限于过去小圈子里的人，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

　　这种借调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的用人方式将在广州亚组委得到延续。“这些方式我们都有。”广州亚组委人事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亚运会借调人员也有一些回不去的，当时就组建了一个北辰集团。第一次参与申奥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由各单位借调，第二次我们又组织了北奥集团。”

　　1990年亚运会闭幕，国有独资企业北辰实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会议展览、物业经营与管理及零售商业。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有些从政府借调来的，我们就没让他回政府，就让他成为北辰集团或者是北奥集团的骨干。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靠成立大型的综合性集团来安排这些人。”

　　对于2008年奥运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作为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曾建议组织一个类似集团公司，以吸纳和利用这些经过奥运会锻炼的人才。魏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北京奥组委最终借鉴悉尼、雅典的做法：实行市场化操作。奥组委与社会招聘人员的合同上明确标明：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赛后自主择业”在往届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中早已“习以为常”。奥组委以公司的形式组建，政府只给予市政方面的支持，工作结束后，“CEO都失业”。“我觉得在国外都是很正常的。”于小天说。

　　这种模式与以往“政府负责到底”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模式，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1990年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的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

　　9月10日，老山自行车馆的最后一场比赛。当场馆里最后一次升旗，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了一丝失落，前一段的忙碌将随着国旗的缓缓升起而慢慢停下。

　　这一天，于小天让部门同事订了一个蛋糕，同事们在办公室进行最后一次聚会，大家合影留念。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事们将各奔东西。于小天的同事吕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吕良原是北京某大学的教师，被借调到奥组委担任老山自行车馆的志愿者经理。其他的同事也都回到原来的单位。

　　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