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大计

　　宋庆龄的政治生涯是从她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和妻子开始的。如果说1913年8月底满怀理想与憧憬的宋庆龄在学成归国途中与家人在日本相聚，成为她接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枢继而投身革命的契机，那么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结婚，则成为她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她集孙中山的妻子、学生、助手等角色于一身，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当孙中山逝世以后她又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坚持和捍卫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政治象征。不过宋庆龄从“孙中山的妻子”到“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这一角色转换，除了她与孙中山的相知相伴以及她赋予自己的使命所使然之外，她能够被国民党党内的同志所认可、被公众所接受还经历了一个建构的过程。

　　孙中山的助手与妻子

　　1913年6月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这位年轻的文学士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她的父亲打来急电召她去日本见他。于是她应召启程。

　　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父亲宋嘉树到港口迎接。这时她才知道亲人们不是举家到日本迎接自己，而是因为参与二次革命为躲避袁世凯政府的追捕，正与孙中山等流亡日本。第二天，她和父亲、姐姐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她在致外国友人白塞脱的信中这样回忆初到日本的日子：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和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袁世凯，因为它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

　　就这样，宋庆龄开始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在日本期间她和父母住在横滨，经常由父亲或姐姐陪同到孙中山的住处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的记载，从1913年8月到同年12月，她同父亲和姐姐一起曾11次拜访孙中山。1914年1月她陪伴生病的母亲回国治疗，当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之后，她“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此刻宋嘉树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他身体虚弱，作为女儿，宋庆龄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1914年3月，宋庆龄回到日本，继续帮助父亲和姐姐协助孙中山工作。同年6月以后，因为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她开始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她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和夫人。她这样告诉远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不仅将各项革命工作托付给宋庆龄，而且时常与她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帮助她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对于这时的宋庆龄而言，孙中山不仅是党的领袖、父亲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样。在她看来，孙中山的思考与实践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支持孙中山与推动中国革命，帮助孙中山与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在这里合二为一。用宋庆龄的话说就是：“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作为妻子，婚后的宋庆龄随侍在丈夫身边，陪伴丈夫散步、就医，督促他在工作的间隙稍作休息或锻炼，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孙中山的卫士和副官马坤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家居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她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她每晚都同孙中山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还常在家里放电影。他们在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一起玩。孙同宋常说笑话，还彼此取笑。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

　　处在密探的跟踪与监视下，宋庆龄像所有的妻子一样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告诉友人：“如果他不与我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安。”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我现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兴的是我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胆怯和怀疑而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里平静了下来，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

　　谈到自己的丈夫时，她心中的自豪与幸福感溢于言表：

　　“你记得吗？在蒙特利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我的丈夫一直是中国的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宋庆龄的眼中孙中山不仅是自己的丈夫，而且是自己可敬的师长。她告诉挚友：“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及至晚年她仍清晰地记得：“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每当夜晚，“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书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特黎爵士和他的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作为助手，宋庆龄为孙中山起草电文、信函，为孙中山誊写和打印文稿。她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这样描述：“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在她的协助下，孙中山继1917年完成《民权初步》之后，于1918年完成《实业计划》，于1919年完成《孙文学说》，这些著作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正如论者所指出：这些工作“加深了她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促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她亲历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苦苦求索的过程；参与了孙中山对其革命实践活动的反思；陪同孙中山接待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使者；参加了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创造活动；目睹了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后，其“人民革命计划”取得初步成果。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岁月使她深深体会到：当“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的愿望中，这就足够了。”(宋庆龄：《致阿莉》，191 7年2月22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准备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谈判。不幸的是他本人却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这是宋庆龄人生经历中的又一重大事件。爱泼斯坦曾这样描述孙中山的去世对宋庆龄情感世界的打击：“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

　　多年以后她这样告诉自己的挚友廖梦醒：“在孙博士去世后几天里，我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我把自己藏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

　　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不仅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而且意味着她从此要独立地去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这包括她要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做出判断，要根据这种判断确定自己的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她再不能默默地在幕后工作，而必须走到台前。这意味着她必须战胜自我，因为“孙先生之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宋庆龄：《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1925年6月)

　　从孙中山的妻子到党内可信赖的同志

　　如前所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以后的生活虽因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但也温馨、幸福，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人对此持异议，他们甚至故意称呼她为“宋小姐”而不是“孙夫人”以示不满。

　　1922年6月，在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的危急时刻，宋庆龄毅然留下掩护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却险遭不幸并因此而流产，终生不能再孕。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敬重。同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宋庆龄为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而撰写的文章《广州脱险》，这篇文章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及她和孙中山死里逃生的经过。作为一位女性，宋庆龄为保护丈夫和中国共和之父孙中山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打动了无数读者。此后“夫人 ”或“孙夫人”便成为党内同志和普通民众对宋庆龄的称谓。

　　宋庆龄进一步为党内同志所了解则是在1924年底至1925年3月她陪伴孙中山北上期间。当时她对孙中山体贴入微的照顾使随行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她强忍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焦虑宽慰孙中山，说服他接受中医的治疗；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临时行辕，她衣不解带、食不甘味、随侍在孙中山的病榻前；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她从大局出发支持国民党人恳请他预立遗嘱；孙中山逝世前一天，她又在家人及在北京侍奉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的见证下，含泪托着他的手腕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分别签字。所有这些无不令在场的国民党人为之动容。当时作为孙中山中文秘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他们的这种感受：“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

　　可以说是宋庆龄的品格征服了众人。而孙中山在病危期间对宋庆龄的信任与期待，以及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贞又使她的形象不断得到升华，继而确立了她作为国民党内的重要成员、未来执行孙中山政治遗嘱的受托人的地位。

　　3月11日凌晨，病危的孙中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等到病榻前并告诉他们：“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政治嘱托。这一行为一方面表明孙中山希望党内诸同志能够继续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向党内同志表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同志，因此她是自己政治遗愿的重要托付者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临终嘱托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日上午孙中山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之后，仍对国事、家事放心不下。在国事方面，他叮嘱随侍在身边的同志：“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压迫，屈服与投降耳”；“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

　　在家事方面，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要“顺事继母宋夫人”。

　　此刻的孙中山仍然对未来宋庆龄的处境放心不下。在党内同志面前，他一改以往“欧巴桑”的称呼，郑重地以“廖仲恺夫人”的称谓呼唤何香凝到自己身边，用手指着宋庆龄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

　　此刻孙中山舌头僵硬，张口而不能出声。何香凝掩泪回答：“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的力量来爱护！”

　　何香凝还告诉孙中山：“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报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

　　孙中山听后，含泪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的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宋庆龄侧面垂泪，悲怆不已。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孙中山说：“达龄，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

　　宋庆龄答道：“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她言时哽噎，泪如雨下。

　　当孙中山精神稍好一些又向宋庆龄交代后事，言毕，携宋庆龄手“做哀诀词”，宋庆龄“泣不能抑”，旁立者“皆为涕零”。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惟眼注视孙夫人，口亦仍张，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众人乃均恸哭失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宋庆龄和党内的同志们，也将自己对宋庆龄的爱恋、牵挂与信任真切地展示在众人面前。他以极具象征意义的形式告诉众人：宋庆龄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可以托付重任的同志，他期待他们以同志之礼善待她，而不以年轻、不以宗教信仰非难她；他期待他们遵循自己的遗嘱，不屈不挠地将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至此，孙中山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崇高的威望帮助宋庆龄在国民党内初步完成了她的角色转换。